《在山东新华药厂实习的日子》是尹工的一篇新文，看后感触很多。文中提到江苏武斗时听到枪声，这不是危言耸听，当时正是“文革”之中，四川，山西武斗中激烈的枪炮声很多人不会忘记，我回京途经山西时也亲耳听到过枪声。尹工是在讲着建厂初期的故事，也是二合成的建厂历史。请大家分享。
责任编辑龚殿臣
在山东新华药厂实习的日子
尹敏春
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北第二合成药厂，拿到报到的全部手续后我抽空回了趟家看望父母，在家停了两天，我便出发到山东淄博报到。
那时正处在文革中，火车大部分运行都不正点，报到的最后期限已迫近，只好遇到能往山东方向的车就上，并不在乎中途换车。
车到徐州，我下车准备再转向北的车。时值12月底，晚上10点，冷风嗖嗖，上百人挤在站台上等车，去往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人都有。车站外不时响着零星的枪声，那是徐州两派在武斗。大家都在议论纷纷，有人说：由于武斗，火车司机都不敢上班了。徐州是大站，列车到此都要更换车头。没有人能说清楚车什么时候能来，即使车到站，有没有车头将列车开出徐州还不一定。昏暗的灯光照在站台上，冷风飕飕寒气逼人，时密时稀的枪声震颤着站台上人们的心。子弹不长眼，会不会飞到站台上？武斗的两派会不会把车站作为战场？阵阵枪声拌着恐惧袭来，“赶快离开此地”成了当时我唯一的念头。
终于，一列车开来了，是成都至青岛的特快列车。隔着车窗望去，列车严重超载，过道都站满了人，没什么人下车，列车也不开门。我顺着列车在站台上来回跑着，试图找到一线希望。终于，我看到了列车长，隔住窗户我在外面向列车长大声呼喊，又拿出派遣证向车长晃动，列车长把窗户打开一条小缝，示意要看我手中的东西，我把派遣证递过去，告诉他报到时间紧迫，已不能再等了。还好，我的急切心情和举动感动了车长，车长打开车门，一把把我拉到车上，又迅速关上车门。
车门口挤满了人，浑浊的空气让人昏昏沉沉，人挨着人连弯腰都不可能，稍微活动一下身体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开车的电铃声迟迟没有响起，我浑身已是汗津津的，胸闷气促。
40多分钟后，列车终于开动了，车厢接缝处透过丝丝新鲜空气，列车的晃动使人体之间有了一些空隙，身体也渐渐舒适多了。
第二天上午，终于到了淄博。淄博市由张店、博山、淄川三个区组成，三个区相互距离七、八十公里以上，张店是市政府所在地。我报到的地方就在张店新华药厂。
（山东新华药厂）
到厂报到后，一切安排妥当，我便寻找认识的同学。我是被分配到二合成厂的，山东新华药厂是二合成厂的包建单位，所以安排到这里实习。到这个厂报到的学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分到本厂的学生，另一部分是二合成厂的实习学生。我们学校分到本厂的有四人，其中我们班的两人沈祖恒和高太那，沈祖恒和高太那报到后又分别被分到青岛和济宁的分厂，分到陕西二合成厂的也有4人，江芸、王化良、胡仁恕和我。后来慢慢认识了河南老乡、郑州工学院的吕国斌和郭随振，认识了北京化工学院的湯玉金、伍昭林、李子林，吴太平、魏壬戊，科技大学的郎庭友、王佩云，北京化校的黄元芳、安文德赵国仓、张淑芬，兰州化校的邢甲太等，太原工学院的张基温比我们早到一些时间，也在电气车间实习。
那时正是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食堂门口两侧的墙是工厂的大字报区，一次到食堂吃饭，一张大字报吸引了众多学生驻足观看，我也凑上去看热闹。原来是一篇《你们要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的大字报，内容大意是：学生们，你们是小资产阶级，要夹起尾巴做人，好好改造，老老实实接受我们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一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气势跃然纸上，这种拙拙逼人的语言，缺少了人的友善，多了以强凌弱的霸道，看后十分反感。虽然持这样观点的人只是少数，但却是那个时代的一股潮流。
在社会上我们这些学生历来被划分为小资产阶级，对这一点我有时也颇有异议。毕业后进了工厂的高中同学，理所当然地成了工人阶级，相比之下我们只不过多读了五、六年书，为什么他们是工人阶级，而我们是小资产阶级？我们不也同在工厂里拿工资为社会主义社会作贡献吗？难道多受了五、六年共产党的高等教育就变成了小资产阶级？岂不是拙拙怪事！
诚然，在旧社会，大部分知识分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了这个阶层的特征。但是，现在这些青年学生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工作以后也是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中，阶级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因而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同，在产品分配中的多寡不同，思想意识不同的群体。把旧社会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现在的青年学生等同，不是有失偏颇吗？政策的失误害了多少人啊！然而，这样的话在那个时代是不能说的。
因为是实习，所以我们分在二合成厂的学生大部分实习岗位和专业都比较对口，但分到本厂的学生就不那么幸运了。我们学校工程物理系的两名同学和同济大学的两名同学被分配到搬运队，每天运送原料到车间。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故意把又脏又累的活分给他们，扛大包也是经常的。同济大学的一位同学因为体力劳动干得好，还被树为接受再教育的典型。半年后，我离开了山东新华药厂，就不知他们干搬运工还要干多久了。我历来不认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贵，因为二者都是社会需要的劳动，都应受到尊重；我历来也不认为知识分子只能脑力劳动，因为只能动脑不能动手的工程技术人员是不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只能动脑不能动手的人在生活中也是一个不会生活的人。但打着“改造思想”的名义有意让这些的学生长期从事与他们所学毫无关系的事，对个人而言耽误他们大好的青春时光，对社会而言不能人尽其用，不能发挥人最大的社会效益，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是有害的。
刚到山东新华药厂报到，没有棉工作服，只发了一件小帆布的工作服，工作服是单衣，最大的号也套不上我的棉袄，所以只好作罢，领了一件单穿合适的工作服。干活时穿着我自己的黑棉袄怕弄脏了，不免有点缩手缩脚，于是赶紧往家里写了一封信，让妈妈做一件紧身的小棉袄寄来。不久，妈妈做的紧身的小棉袄寄来了，套上工作服干活时既不冷又利索。
我在车间实习，师傅们对我都很好，真诚、友善、热心处处可见，丝毫看不到大字报上表现出的盛气凌人。我先在安装组干活，小杨师傅虽然是女的，但登杆干活不比男的差，让人钦佩。在安装组干的最多的活就是电机的起停、正反转控制，这是当时工厂数量最多、最常用的控制方式。二个月后，我到变电站实习，老谭是技术员，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小周是退伍军人对人很热情，我们成了好朋友。变电站上班时我把变电站的原理图全部画在一个本子上，不懂的地方就向老谭请教，然后对照实物学习。在变电站上班时最深的体会就是“安全”，不仅是人身安全，也有运行安全和设备安全，保证安全最重要的就是严格遵守规章制度、遵守运行规程和安全规程。在新华药厂变电站实习培养起的安全意识让我受益匪浅。后来在二合成电仪车间当技术员期间，每次检修我都会把安全措施考虑周全，因为安全措施是与大伙生命悠关的大事，任何疏忽都有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毕竟我们学了一些理论知识，一旦和实际工作结合，学的快，领会得也比较透彻，经过一段时间锻炼干起活来也就得心应手能独当一面了。当时曾流传这样一句话：“知识分子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这个比喻真是恰如其分，入木三分。其臭是一种无形力量渲染的结果，其香是我们的知识和事业心相结合所表现出的能力。
到山东新华药厂报到没几天，一天晚上，二合成厂派来负责学生实习的一位师傅召集同学们开会，说是介绍工厂的情况。当时，在这里实习的二合成厂学生就有近百人。
因为分配后直接就来到山东，所以陕西的工厂是什么样子，什么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陕西的工厂将是我们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因此对工作单位的情况特别渴望有所了解，所以我早早就来到了会场。召集开会的师傅叫李允佑，是山东新华药厂派去陕西援建二合成的人员之一。听说他还是厂业余宣传队的相声演员，个子不高，微胖的身材，一副幽默、滑稽表情的脸庞，看着他的模样就想笑。
我们厂是化工部的三线厂，原定厂名是“西北第二合成药厂”。当时，中央各部委都下放了一批干部到“五七干校”农场劳动，农场的活又脏又累，生活条件又差，工厂的条件相对来说要比农场好些，为了改善下放干部的生活条件，化工部把我们厂改名为“华山五七干校”，用于安排化工部的下放干部。
开始开会了，李允佑首先介绍情况，他说：“同学们，我们厂的正式名称是“华山五七干校”。突然，他停住了话头，经过片刻沉思接着说：“不对，是化工部华山五七干校”。说完，又似乎觉得不妥，连声说“不对！不对！不对！”，并立刻用阴阳顿挫，慢悠悠的语调纠正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华山五七干校！”。在场的同学们刚刚还在思索他为什么说“不对“，这会似乎明白了什么，突然哄堂大笑起来。
乱轰轰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才平息下来，他接着介绍说：“华山五七干校背靠华山，俯视渭水，山清水秀，气候易人，年平均温度摄氏20度…..”，李允佑师傅的一番介绍把我们带到了仙景般的境地。
太原工学院毕业的张基温和我都在电气车间实习，不久，厂里有一辆解放牌汽车要送货到青岛分厂，他认识供应科的师傅，因而我俩商量着搭乘这辆汽车去青岛玩玩。
只所以想去青岛，有三个原因：青岛有我的同班同学沈祖恒，这是与同学相聚的难得机会；以前从未到过青岛，有免费的直达车坐，何乐而不为呢；上班之后加了几个班，有了几天“换休”，时间上也有这个可能。
时值2月份，天寒地冻，驾驶室只能坐一个人，另一个人只好坐在车顶。我们每人都穿了一件工作大衣御寒，那是工厂用日本尿素袋染成深蓝色做成的工作棉大衣。
一路上，北风呼啸，疾驶的汽车又加大了吹在身上的风速，原本温暖的棉衣此时却像一件单衣。走过一段路程，我俩都要换一下，以便坐到驾驶室内暖和一下被风吹透的身体。但那时年轻，热情和对新鲜事物的向往远远大于对困难的估计。
经过六、七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了青岛分厂，我俩已是满脸尘土，风在脸上留下了紫黑色的印记。没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了我的同学，我的第一个要求是洗澡。从容，漫不经心，长时间的热水澡洗去了尘土，温暖了身体，冲走了紫黑色的印记和路途的疲劳，那可能是有生以来最感到舒服的一次洗澡。我的同学和我一样，在车间当电工。老同学相见分外高兴，晚上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
第二天，我和张基温到青岛栈桥，水族馆游览了一番。那时没有旅游业，人们也无旅游的习惯和时间，时值冬日，栈桥周围几乎空无一人。寒风卷着海浪在礁石上撞出银白色的浪花，湛蓝色的海水和蔚蓝的天空融为一体，海洋的浩大和天空的无垠使人心旷神怡，思绪万千。大海茫茫，一望无际，海上一条渔船在波浪间时隐时现，若大的渔船在大海里却显得微不足道，一会儿被推向浪尖，一会儿又跌进谷底，渔船在与风浪的博弈中前行，如同平凡人的命运。
当时江芸、刘明还没结婚，受江芸之托，我和张基温去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看望了刘明，并将江芸的一封亲笔信交给刘明。刘明当时被分配到铁道部在宝鸡一个单位，也是在四方厂实习。
回来时，货车还有拉货任务，车到潍坊告别货车司机师傅，我们在潍坊乘火车返回淄博。
实习期间，一天下班时得知张基温生病住院医院，医生经过诊断判断是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当时已是傍晚，不一会一位女护士到病房为基温清理了手术部位及附近处的毛发，随后被推进手术室，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手术完成，医生说幸亏及时，否则穿孔后造成感染就麻烦了。术后需要人照顾，医院陪伴张基温，第二天，术后张基温已无大碍，我便回厂里上班了。
一天晚上睡梦中被一阵喊声惊醒，原来是淄博烟厂（时间长了大概记得是烟厂）发生了火灾，我赶紧爬起来，随着人流向出事地点跑去。现场火势正猛，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来救火的群众黑压压的一片，各自用带来的工具灭火。我看到有两个人抱着一个水枪，拖着水龙带前进很费力，喷水的反冲力也很大，我赶紧去帮忙。地面上积水很多，鞋子湿了，裤子也湿了，全顾不上。经过几个小时在消防队和群众的努力下，火势减小，明火逐渐被扑灭了。回到宿舍天快亮了，匆匆洗洗迷糊了一阵又去上班了。那个时代，人们心里有一种精神。突发事件中，即使没有人组织和命令，人们都会自觉地汇合到一起，真可以做到奋不顾身。
四个多月的实习结束了，我们这帮学生就要到华山了。新华药厂人事科的一名干部召集我们开会，会上宣布：一定要我们这近百人一起走，不准单独行动。大家对这一安排很不满意一片哗然，后来我们还是按自己的情况安排了行程。记得江芸、化校的一部分同学绕道北京到华山，在郑州转车时我遇到了江芸和几个化校的同学，因不同车，我一个人先到了华山，从第一脚踏进华山起，在华山一待就是十七年。
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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