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尔菲海岸的日出
转一篇谢丁写的关于我在意大利旅行的稿子。
年的冬天我和谢丁，迈克(王二)，赋格在欧洲自驾。由于某种自我保护，我慢慢开始淡忘这次旅程。现在回想那次旅程，我得到的只是一些碎片。那次旅途让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海里潜泳。水里清澈又浑浊，身体轻盈又沉重。当我任由自己下沉时，又感到沙发般的浮力托着我。谢丁的文字是连续的，似乎通过这些文字我才开始两年前的那次旅途。
罗马先生
谢丁
1
早上六点左右，我醒了。走廊上传来一阵短促无力的声音，偶尔是闷哼一声。他肯定紧闭着嘴，正竭力控制自己不弄出更大的响声。我起床拉开门，走到通道的拐角，卫生间敞开着。朱墨跪在地板上，低着头，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正跪在马桶边祈祷。痛苦的祈祷。他看起来狼狈极了。
这套豪华公寓有很多房间，位于梵蒂冈北侧一个冷僻的社区。我们一共三个人，分别占了一间卧室，还没来得及享用那间宽敞的客厅。头天晚上，我们坐在那条长餐桌上喝了点东西，但到底喝了什么，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可能是酒，也可能是花草茶。我怀疑朱墨是喝坏了。
我想扶他起来，但他根本动不了。他捂着小腹，右手撑在马桶盖上，蜷伏着身体，汗水浸湿头发，快要痛成了一尊雕像。他抬起头，委屈地说，不好意思把你们吵醒了。说完他又低下了头，蔫儿得像一只老鼠。我还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除了倚在门边盯着他，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另一间卧室也开了门，迈克走过来，惊讶地看着朱墨。他又抬了抬头，但没力气说话了。到底是哪里痛？胃，还是小腹？会不会是阑尾炎，或者疝气？我和迈克瞎猜一阵，而朱墨快要倒在地上了。再这样痛下去，我觉得他要死在罗马。
“医院。”我说。
“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
“房东可能知道。”
我奔向客厅，在餐桌上找到房东留下的纸条。那对意大利夫妇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这么快接到我的电话。前一天傍晚临走时，他们只是礼貌性地说了一句：“有任何事都可以联系我们。”我拨通电话后，那个男人吃惊地以为他的公寓快被烧了。我告诉他我的朋友病了，病得很厉害，医院在哪儿？他说他马上就到。
这对夫妇是我们在罗马唯一认识的人，认识不超过十五个小时。他们大约五十多岁，男的个子很高，穿一件灰色长风衣，女的是羊毛裙，就是我们想象中优雅的意大利模样。他们把这套公寓打理得很干净，有一些古董家具，还有个俯瞰大街的小阳台。房租很便宜，步行几分钟就到梵蒂冈。我们原打算呆三个晚上，好好享受这趟意大利之行的最后几天。我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这对夫妇了。我们穿好衣服扶着朱墨刚走到楼下，一辆汽车就停在了面前。
天已经亮了。朱墨摊在后座上，窘迫地抱着肚子，不停说抱歉。夫妇俩都在车上，女人怜爱地看着朱墨，男人疯狂地开车。我没想到在罗马车可以开得那么快，他可能有点担心朱墨会晕倒在车上。我和迈克一句话也不敢说，盯着窗外。这是罗马的早晨。游客开始在梵蒂冈外的城墙下排队，圣彼得大教堂露出了穹顶，餐馆正在街边布置桌椅，有人独自坐在咖啡桌旁。然后我们冲出车流，驶过圣天使堡，走在台伯河岸边。汽车拐进了一条小道，进入内部停车场，那里还停着一辆急救车。
男人跳下车，绕过来打开后车门。朱墨脸色发白，额头全是汗珠。我们搀着他走进急诊室，一个护士走过来，说意大利语，跟男人交谈了几句。然后她接过朱墨，走进了一扇大门。门合上了。我们跟着男人走到楼上。他挂了号，出来站在走廊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们就那么静默着停了几秒钟，除了谢谢，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说再见，有事再打电话。他裹着那件长风衣走到停车场，我们挥手告别。
四周很安静。我和迈克对看了一眼，“我操”。我们像两个刚从战场下来的逃兵而且庆幸自己手脚俱全。医院大门外，站在街头抽了一支烟。天空阴沉，看来不会有太阳。我们再慢慢走回地下一楼的急诊室。朱墨现在怎么样？没人告诉我们。大厅里还有些人在等待。
“那扇门不让进。”我说。
“是的，墨就在里面。”
迈克一直这么叫他，“墨这趟太惨了。”
“还好我们在罗马。”我说，“旅行快结束了。”
“墨不会出什么事吧？如果很严重，他要留在罗马了。”
“是的。还能怎么办。”
朱墨要错过回程的飞机了，而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想快点回去。我们出来的这二十几天，他大多数时候都是空荡荡的，好像谁把他的魂儿给偷走了。在佛罗伦萨时，他已经彻底没了人形。现在，他可能真要留在这里了，而我们毫无办法。
2
朱墨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身边没有朋友。即使此刻有个亮眼的意大利护士，我相信他也没精力再说些什么。他的那点心思全都在北京。我后悔拉他入伙，参加这个全是男人的自驾旅行团。我先是邀请了迈克，再是赋格，这时我们都觉得必须要加上朱墨。赋格那时正在欧洲游荡，迈克反正闲着，这个山东人为什么要叫迈克，谁也不知道。我唯一担心的是朱墨，他正处于一段狂热的恋爱关系中，会不会不太好，但话说回来，这就像一场毫无预谋的单身派对，等旅行结束，他就可以孤注一掷地投入到那个女孩身上了。而且他是个不错的司机，喜欢驾驶，迷恋一切类似发动机这种机械的玩意。如果中途抛锚，除了朱墨，我们谁也指望不上。
但这趟旅程从一开始就不对劲。我们刚抵达罗马，就在机场海关被警察扣留了。警察带我们走进一个小房间，并排坐在三人沙发上，谁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最坏的结果是直接送上返程的飞机。迈克说，算了，至少我们踏上了意大利的土地。朱墨很疲倦，也很紧张。他仔细观察着警察的举动，告诉我们别慌，说这是换班的时间，新警察来了就会没事的。他是对的。一个小时后，我们已经租了一辆自动挡福特车，往郊外驶去。我开车，朱墨坐在副驾驶。这时已是晚上九点。上路没多久，朱墨小心地提醒我，旁边有个司机不停按喇叭，摇下车窗对我们喊着什么？我说别理会，意大利人都是疯子。然后我们下了高速，走在一条黑暗的小道。朱墨又说对了，我一直忘了开车灯。
朱墨几乎总是对的。我们私下叫他“万事通”，用毛姆的话来说，他有点像“无所不知先生”。我刚认识他时，以为他只懂摄影，或者跟图片审美沾点边的东西。但随着我们友谊的逐步推进，他在各个领域都展现出了无所不谈的境界。我们偶尔会谈论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他也知道那些非常小众的不起眼的作家。对于电影，他既可以说出塔可夫斯基一些画面的精妙之处，也能批判性地接受某些商业大片。他对游戏很在行，我就是从他那儿知道游戏已经成了第九艺术。至于音乐，从摇滚到民谣再到古典，该听过的他都听了。他也是KTV的歌霸，嗓音浑厚低沉。搞摄影的人都热爱文艺，但朱墨的广博还是吓了我们一跳。几个男人一起喝酒时，他也谈足球，但他最擅长的是篮球。他买了一辆手动挡的小汽车，纯粹是为了追求驾驶的快感。这还不够刺激，很快他又买了一辆摩托车。他戴头盔，穿红色制服，像个随时准备去抢银行的劫匪。所有这些爱好，听起来都不太实用的杂事，耗费了他大部分精力和金钱。我以为他短期内是不可能安定的。但谁能想到呢？只要她们愿意，一个女人就可以迅速抹平他人生的鸿沟和山峰，像水泥一样平。
我很难描述这趟旅行最初的那几天。每天都过得很快，早晨开车出门，随便逛一逛，天就黑了。我们每个晚上都换一个城市夜宿，从罗马到那不勒斯，再到阿马尔菲海岸，几天就穿到了意大利南部。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每一天都变得很慢，感觉出门很久了，算算也才三天。这可能是自驾旅行带来的幻觉，我们被困在一个飞速移动的汽车里，在地图上划出了一条弧线，但时间停在了车厢。
也有可能是我们一直处于迷糊状态。时差还没倒过来，我们就开始喝酒。赋格从东欧飞到罗马，提着一个小箱子走进房间。自那以后，用他的话来说，杯酒人生开始了。在那不勒斯，我们晚饭时喝酒，在旅馆楼下的酒吧喝酒。在阿马尔菲海岸山上的一栋豪华老宅里，我们坐在阳台喝酒，俯瞰整个海岸线，盯着海边的足球场。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先去超市买一堆食物，几瓶红酒。赋格擅长挑选这些东西，这方面他比朱墨懂得多。我和迈克负责吃喝和说话。赋格是个沉默的人，但他是个非常好的酒伴。他总是端一杯酒，凝神倾听，或者直盯着房间某一个地方，偶尔回应几句。
夜晚是我们最放松的时段。走进房间，把酒和杯子摆在桌上，各自倒半杯，喝下第一口，美妙时光开始了。可是朱墨呢——“墨，过来喝点儿。”
“好。稍等。”
“等什么？”
“你们先喝，我马上。”
喝酒前，朱墨总是先喝一大杯气泡水。白天我和他轮换开车，我得承认他开的时间比我多。轮到我时，碰到可以停车休息的地方，我不由自主就停了上去，下车抽支烟，享受冬日的阳光。但朱墨很少休息，除非我们要求，否则他可以一直朝南开下去。我在北京租下这辆车时，立即把图片发给了他。他回复：不错，这辆车国内没有。当他坐在驾驶座，我们所有人都能感知到他对动力的迷恋。点火，挂档，摩挲着方向盘，琢磨那些还没被发现的功能，他甚至不怎么打瞌睡。他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样子，就像行驶在战场上。到了夜晚，他累极了，但他还是喝得很少。
“墨，别那么紧张。”迈克说。
“我不紧张。”
“喝杯酒吧。”
“好，稍等。”
我们都觉得他太紧张了。不是身体上的绷紧，而是一种无法言明的气息。有时我想也许是我们的行程太紧，每天都在赶路。朱墨想去博物馆，想看那些绘画和雕塑，而我们大多时候都是在街上晃荡。他可能觉得错过了很多值得参观的东西。我告诉他没事，“你肯定还会再来的”。他说是的，这只是打前站。但他浑身上下还是裹着一层忧虑，不知道在担心什么。只有当他拿出相机专注地拍摄时，他才会变成我熟悉的那个“无所不知先生”，那时他是彻底放松的，像垮掉的皮囊那么松。
其他时刻，朱墨的头上始终悬着一块大石，也许是在心里，谁知道呢。我们很少谈到女人，更不会谈论爱情。但我们猜测他坚持不了多久了。
在西西里岛，我们迎来了短暂的兴奋期。第一天晚上，我们住在陶尔米纳一个女教师的家里。她独自和母亲同居，走廊的墙上挂着很多老照片。朱墨仔细打量了这些照片，说她的丈夫可能去世了。我说也许是离婚。他说如果离婚，她不会挂这么多合影照。我们的卧室外有个小露台，这栋楼正在维修，搭了一些脚手架，但仍能眺望远处的大海。赋格说，大海那边就是希腊。在一家快要关门的小超市，我们买了一瓶甜得发腻的柠檬酒和两大包火腿，坐在露台上喝酒到半夜。朱墨从头喝到尾，他的笑声像重低音，敲打着我们的女邻居。
朱墨恢复了活力，这也许是因为西西里岛的户外风光和古代遗迹，更有可能是他的心灵从北京得到了暂时的解脱。我们计划沿着海岸线，穿越岛的南部到阿格里真托，去参观神殿之谷。途径一个名叫诺托的巴洛克式城镇，朱墨投入地拍了很多照片，那时下起小雨，我们躲进一条巷子内的小餐馆，各要了一份意大利面。赋格说那是他吃过的最丰盛的海鲜面。朱墨坐在对面，对美食啧啧称叹。这画面至今如在眼前，我甚至能听到雨滴打在院子里的清脆声。
从阿格里真托出发，我们折返回中部，希望当晚能抵达巴勒莫。赋格提议中途绕道卡萨莱古罗马别墅，他想去看看那些马赛克镶嵌画，身穿比基尼跳舞的体操运动员。他以前错过了，而我们即将离开西西里岛，他不想再留下这个遗憾。
这是意大利之行最漫长的一天。前往巴勒莫的高速公路正在整修，有时我们绕了一大圈发现在重复同一条路。下了高速，那些小公路也把我们折腾得够呛，导航也不灵验了。地图上显示那个别墅近在咫尺，但我们一直围着它打转。公路上也很少看到其他车，我们像走进了一片美丽的荒地，太阳正在低沉，眼看就掉下去了。这时我开车驶入了一条死路，是山谷里的一处平地，道路坑洼不平，前方越来越窄。嘎嚓一声，我明白那些尖石刮到底盘了。所有人都下了车。我佝下腰，想看看有多严重。什么都没看到。我说，是我的错，走吧，还车的时候再说。没人说话，而我以为朱墨会说点什么。
当我们最终抵达古罗马别墅时，刚好下午四点，关门了。大家都很泄气，疲倦又恼怒，却又不知道怪谁。天色开始变暗，朱墨坐到了驾驶座，无奈地朝巴勒莫开去。
一路上都很沉默。车里只有音响传来的歌声。我们终于驶上了一条高速路，那时天已经黑透了。远处的山峰模糊成黑色剪影，似乎离大城市越来越远。这条路上也看不到加油站或休息区，只是偶尔在路边留出一块空地。朱墨突然慢下来，驶入空地停住。我们下了车，在栏杆处撒了一泡尿。整个区域都散发着一股陈年尿骚味。回到车里，正准备出发，迈克说，怎么这么臭。大家闻了闻，气味好像来自朱墨那儿。他尴尬地说，不是我，我没放屁。我们谁也没多说，但他也一直没发动车。那味道若有若无，像一条弧线在车里穿梭。过了片刻我才意识到，这气味来自我的脚底，而我刚好坐在朱墨的后面。
“是我的错。”我说，“我好像踩到屎了。”
“难怪。”朱墨点火，继续朝前驶去。
车里很寂静，邓丽君的歌声在我们之间回荡。隔了一会儿，赋格轻轻回头说，“这首歌是你故意放的吗？《夜来香》。”
不是，当然不是。我们全都笑了。朱墨的笑声震彻车顶，他后来再没这么笑过。
3
我和迈克站在一台机器前，仔细琢磨屏幕上的文字。医院看起来很古老，几乎就在圣彼得广场边上。我们处于一个罗马遗迹里，内部全是现代化的设备。屏幕显示，病人被分成了几种颜色。红色代表非常紧急，黄色是紧急，绿色微紧急，白色意味着不用呆在急诊室了。但屏幕上没有病人的名字。
“墨是什么颜色？”迈克说。
“不会是红色，否则应该叫我们了。”
“也不会是白色。”
“可能是黄色。”我说，“他快痛死了。”
“否则就只剩下绿色。”
“那还用说。”
等待太无聊了，但是又令人紧张。不知道等待的结果是什么，医院，这可能关系到生死，一个小问题就能引发一连串严重的后果。我们都后悔没有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