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医院外科工作。以前虽然接触过艾滋病患者，医院毕竟受到条件限制，是不给这类病人进行手术的。医院以后，听说同事们进行这类手术，对他们充满敬佩。没想到刚转业的当年就赶上了这样的手术。
上台前，确实心里是紧张的，做了充分的准备，戴上了双层手套、鞋套、面罩、脚上套了靴子。手术中也格外小心翼翼。按照这类手术的要求，递送器械我们都是通过弯盘来传送，而不是通过手递手进行器械交接，避免传送器械时伤到手。这是一个阑尾炎的患者，打开肚皮，暴露在我眼前的阑尾要足有两个手指宽、也长，比正常阑尾炎的患者的阑尾大一倍。术后和同事交流，同事告诉我这是艾滋病患者的阑尾炎的特殊表现。这类患者的脏器，如果没有接受抗病毒治疗，都会有特殊的变化。这激发了我对这类特殊病例特点的相关研究的兴趣。”
张大夫思路又回到那台手术后自己特殊感觉的陈述：“手术很顺利地结束了。袖口上、腹部接触台面的手术服上留下了血迹，我明明知道其实防渗透的手术衣并不会让病人的血渗到自己的身上，但是我还是心存不安，蘸了酒精棉，擦拭手、手腕……。走出手术间，在例行的下班前冲澡过程中，我又特地延长时间多冲了会儿澡。同时仔细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皮肤的破损。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保持上这类手术穿好防护用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手术的习惯。而且要求自己越是在急诊手术时、越要沉下心、小心翼翼。我觉得从感情上，接纳他们，为他们提供医疗，但并不能放松科学防护的要求。我认为这是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病人关系再近，也不能以牺牲自己健康为代价。这么多年，虽然经历了数十例的艾滋病相关手术，但从未失过手，发生过意外。这一点让我十分欣慰，既给他们提供了医疗服务，也保护了自己的安全。”
和多才多艺的他成了朋友
谈到给艾滋病患者进行手术，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张大夫说道：“有个小伙子很有才气，喜欢音乐、摄影，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因为同性恋在性行为过程中，一个阴茎假体进入乙状结肠，造成穿孔。医院进行了简单的处理，送医院进行二次手术。
术后，我们经常进行交流，彼此成了好朋友。从他身上和许多艾滋病感染者身上，我发现他们对医生、护士充满感激、非常通情达理、非常配合医生的管理，依从性强。医患之间的关系特别和谐。不像现在有些患者对医生对医疗行业充满仇视。我也经常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反差。
实际上，在艾滋病患者救治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是作为医生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与他们的交流、交往，我从心理上不排斥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和我们医护人员成了好朋友。有位东北小伙子，在歌厅工作，和人打架，造成肠瘘，因为是艾滋病感染者，没人给他手术，医院。我们为他进行了肠瘘还纳手术。病愈后出院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几乎忘了这事，医院跑到我们科室，医院看病的，一问，是特地来看医生护士的。
从某些方面我们要感谢患者为我们研究这类病做出的贡献。我的一些相关文章，有的发表在国外期刊上，有的正在立项申报课题。”
说到这里，张大夫的目光中充满光亮。这光亮应该源于对事业的成就感、对患者感激、对未来的希望。
关于职业暴露
当笔者和张大夫聊起艾滋病职业暴露问题时，张大夫说，“应该讲，非常理解我的同行对艾滋病患者医疗的不能接受。因为从实际工作中没有对进行手术、医疗的人员任何的鼓励和支持的相应支持机制，没有对拒收患者的任何处罚。特别是在出现职业暴露后，用药发生副作用，没有补偿机制。药物的严重副作用，怎能不让医护人员心理没有想法、行动上有抵触呢。加上确实心里的恐惧。”
结束采访，笔者想到，那年的小峰事件，李克强总理做了重要批示：既要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又要让艾滋病患者得到治疗。相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会有相应的条例出台，会有更多的张珂一样的医生，积极参与到艾滋病的医疗工作中。为社会的稳定、和谐共融，为艾滋病的防治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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