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8月，西藏省日喀则市拉孜县。志愿者61人，筹措物质善款万元，义诊人，手术例。复明成功率％。
天路探险
第九站“光明行”，张兴儒心心念念想去墨脱，是因为王晓鸥的一席话。
那天，王晓鸥跟张兴儒说起他与墨脱的情缘。
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畔，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一年封山期长达8个月，与世隔绝、刀耕火种、封闭落后，未通车前，所有的生活物资都须徒步从雪山那边背进来。全县多人，门巴族占73%，这是我国56个少数民族中之外的一个民族。墨脱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仅为20％，孩子只能读到小学三年级，要想继续“深造”，就得爬5天的雪山到林芝八一镇上学。
陈正是上海印钞厂的一名离休干部，那年他在西藏林芝旅游，见到几个孩子背着沉甸甸的竹篓翻越雪山前来上学，十分震惊，当时就想，一定要做点什么事帮帮那里的孩子。
最初他想修条路，去有关部门打听修一条路要多少钱时，满堂皆笑，都觉得这个上海老人脑子有点问题。殊不知，解放军工程兵奋斗了近20年，曾在年修成一条扎墨公路，通车典礼也举行过了，新华社也发了消息，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花费数千万的公路基本报废，通车时间不到两天，开进去的解放牌卡车也只能在那里慢慢生锈腐烂。
修路无望，那就办学吧，他拿出所有的积蓄2万元，再向亲戚筹集了几万，觉得在穷乡僻壤建一所小学大概是可以了。可是一接过工程预算，陈正就傻眼了，建校费用需要86万！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个天价。其实，不是工程方虚报，而是墨脱的条件特殊。背东西进山要走4天，每公斤运费20元，一袋50公斤的水泥，价格不过几十元，运费却高达0元！陈正没有被吓倒，在印钞厂领导和职工的支持下，凑齐了所需费用，准备在墨脱背崩乡建一所希望小学。人家是60岁学吹打，陈正是76岁学藏语，此后又学了英语和门巴语，他打算等学校建成后去那里支教，剩下的这些光阴，就都交给墨脱了。
陈正的事迹传开后，王晓鸥赶着去采访，“等学校建成后你来墨脱采访吧。”陈正扔下这么一句话便再次进藏，以77岁高龄，全凭两条腿，历时5天，越雪山、过沼泽、趟险滩，一步步走进墨脱。或许是因为那句话，或许是被老人的精神打动，年王晓鸥硬是徒步闯进了墨脱。那一年西藏遇上百年罕见的洪水，路上时时遭遇泥石流、塌方，不时有圆桌般大的巨石从山上砸下来，发出巨雷般的响声。王晓鸥和一帮人从海拔米的雪山，顺着峡谷的溪流，一直走到海拔米的背崩，双脚始终浸泡在水里，走得死去活来，两个大脚趾甲都走脱落了，方走进墨脱。背崩乡希望小学的落成典礼是在九月，那天，下着蒙蒙细雨，陈正乐呵呵地在雨中跑来跑去，给孩子发上海带来的新书包，当天不上课，孩子们背着花花绿绿的书包，漫山遍野地雀跃奔跑，远远望去，像一只只展开希望翅膀的蝴蝶。而陈正，则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大字：教育，是墨脱孩子明天的希望。
这些画面，从此被深深印在王晓鸥的心里。
回来后，王晓鸥根据陈老的事迹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心跳墨脱》，电影公映后声名大噪。一举获得了第10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王晓鸥说得平淡，但张兴儒却被深深打动，并对遥远的墨脱有了一份牵挂，他找来《心跳墨脱》的片子，当看到小果达（背夫）为救一箱书包而坠入悬崖时，他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他想，墨脱刚通公路，“光明行”理应去延续这份善举。
除了墨脱还有一个方案，那就是日喀则。日喀则是上海对口援建的，年恰逢中央第三次援藏工作会议20周年，去那里进行义诊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斟酌再三难以割舍，最后张兴儒拍板，两选一，要是条件具备，两个地方都可以考虑！
如果不去一趟，墨脱和日喀则只是两个地图上的名字，路上行程、住宿条件不知道，医院和病源的情况也未可知，还是得有人先去探探路。王晓鸥在当地有人脉，正好在林芝有采访任务，考虑到旅途的艰险，所以仅由王晓鸥、周平、郑挺组成一个精干的先遣队，向墨脱进发。
4月，上海已经是暖春了，但林芝的气温只有6度，跟王晓鸥碰头后，三人乘着一辆皮卡向目的地驶去。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是诗人没见过藏区的路，要是让他也来墨脱走一遭，不知诗人会发出怎样的感叹。
车行缓慢，差不多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缓慢蜗行，翻过几个高山垭口，下午5点，终于赶到波密。司机自称有二十多年驾车经验，但他也说，后面的路越来越险，是绝不敢走夜路的。找了家“恒泰客栈”将就歇下。没电、没网、没电视，也没法洗澡，一时像退回到了原始社会，倒也死心了，干脆扔下手机，丢下千头万绪，一夜沉沉地睡，居然都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起床一看，下雨了，淅淅沥沥地，真不小，天地间像挂上了一条大帘子，雨雾迷蒙，几步之外，什么都看不见。司机不知去哪了，转了一圈，才在客栈后找到他，正吭吱吭吱地往车轮上装防滑铁链。周平有点好奇，“师傅，还要装防滑链？”
“不装你试试，前面的路可不好走啊，我也是舍命陪君子，谁让你们在雨季硬要往里闯呢。”
司机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
周平当然知道，进墨脱要避开雨季，再晚一个月，路就会好走许多。但不行啊，怎么算，时间都来不及，为了“光明行”能按时出行，只能冒这个险。
出了波密县城就上了土路，道路泥泞不堪，颠簸不堪，拉着前座的椅背，仍然被颠得“七荤八素”。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大雨变成了大雪，鹅毛般雪片漫天飞舞，瞬间遮天蔽地，白茫茫一片，啥都看不见。司机忽然伸手打开了车载音乐，低沉而空灵的诵唱声就这么铺天盖地而来，风声、雨声、车行喇叭声顿时像潮水般悄然退去。
喇嘛千诺
喇嘛千诺
顶间札微意
喇嘛千诺……
回声悠远，在上空盘旋，久久不肯离去。
司机告诉大家，“喇嘛千诺”是一句藏语，是虔诚遥呼上师、祈请上师加持的意思。他说，要是没有这唱诵声陪伴，自己日日面对这条破败不堪的路，日日面对滚石、塌方、泥石流以及滚下山崖的马车、驴车、汽车，神经高度紧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疯，他相信，有了这绵绵梵音，就有了金甲护身，前方的路再磕碰，也终会平安抵达。
真有这样的神奇？于是都不说话，静静地听，心很快就安宁了，一片清明，也无风雨也无晴，对未可知的担忧焦虑都没了，灰飞烟灭了。
前面就是嘎隆拉隧道。
嘎隆拉隧道要穿越海拔近米的嘎隆拉雪山，创造了地形起伏最大、自然坡降最大、降雨量最大、地震裂度最大、地质灾害最多等世界之最，是公路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嘎隆拉雪山常年积雪平均厚达5至6米，每年大雪封山近8个月。这座看上去美丽的雪山，一直是阻拦墨脱与外界交往的巨大屏障，雪崩、泥石流频频袭击，像一个恶魔，每年都要吞噬不少人的生命。隧道贯通后，避开了终年积雪的嘎隆拉垭口路段，大大减少了人畜伤亡，实在是个功德无量的工程。
可是不知为什么，全长3.3公里的隧道里，居然没有灯，漆黑一片，只能借着车灯的光亮缓慢徐行。似乎过了一个世纪，才看到远远地有个光圈，渐行渐近，终于呼啦一下，重新回到光明世界，这才松了口气。
再走，一路下行，车窗外的绿色渐渐浓了，很多叫不上名的热带植物，在充沛雨水的滋润下青翠欲滴。但路却是愈加险了，又窄又滑，一边是峭壁，另一边就是轰鸣着的雅鲁藏布江，路边警示牌林立，隔个几十米就会有个提示：“滚石多发地段，谨慎驾驶”，“雪崩路段，谨慎驾驶”，极其挑战人的心理底线。
郑挺忽然问司机，“天天走这条路，你不怕吗？”
“怕也是一天，不怕也是一天。我们走墨脱的司机，每天都是把命拴在裤腰上的，惯了，不在乎了。”司机是个粗壮的藏族汉子，这一番话，说得豪气冲天。
“怎么？你们大城市来的，怕了？”他问。
“我们也不怕，说实话，出门前我遗书都写好了的。”郑挺慢悠悠地说。
“什么什么？什么遗书？”周平乍一听说，愣住了。
郑挺笑笑告诉大家，因为一直听人说去墨脱有多么危险，所以临行前他悄悄写了张纸条压在书桌下面，意思是，去墨脱是自己自愿的，万一发生什么事，跟“光明行”无关，不能找“光明行”团队的麻烦。然后又对家里的一些大事作了交待，遇到什么情况应该找什么人，应该如何解决等等。
听他说完，众人百感交集，一时无语。
郑挺这辈子死里逃生好几回了。
2岁时他与对门一个同龄男孩同时患上了噤口痢，腹泻不止，进食即吐。去保健院拿了止泻药，无效。对门那家请了神汉驱邪，而郑挺父亲脑子清醒，知道儿子的病情耽误不起，连夜请来一位老中医。那位老中医医术超群，但因为是地主身份，所以村里人敬而远之，生病宁愿去请“赤脚医生”也不愿找老中医看病，一代名医只能日日荷锄做一个农人。听了郑挺的病情后，老中医从家中取了一把草药上门，把脉后按照《医宗金鉴》上的一个方子，配了药让郑挺立即服下，次日下痢即止，没几天郑挺便活蹦乱跳，捡回了一条命，而对门那个男孩被折腾了几天，最后还是撒手人寰。
那年，在建瓯县东游开砖瓦厂的父亲被关，家里只剩妇孺。有个公安好心地暗示说，还是回家好。父亲便在一次家人探望时，在烟纸上写了条子，让母亲速速带两个儿子回老家，因为老家浦源有练武的习俗，外村人不敢轻易招惹，孤儿寡母回去也就有了保护。因为一直有人监视，所以一家人的还乡需要“斗智斗勇”。几天后，母亲让郑挺去买酱油，没走出多远，就被一个本家叔叔给接走了。母亲又让郑挺的哥哥去买盐，兄弟俩碰头后，单等母亲到来，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母亲的身影。原来见两个孩子去而不归，监视人心生疑虑，不让母亲外出，母亲最后还是拿出一件值钱东西押在那里才得以脱身。从建瓯回浦源，遥遥多公里，不能坐车，只能连夜翻山步行。那时郑挺还小，在原始森林中穿行，步步惊心，风吹着树梢，脚踩着枯枝，都会发出令人心悸的声音，好容易走出森林来到河边，郑挺一脚踩空，差点跌进水里。因为受了惊，回到老家郑挺一病不起，生命垂危。族里老人称这是吓着了，请人对着井口喊郑挺的名字，连喊了三天，郑挺这才缓过来，又拣回一条命。
第三次是在日本，有一年，郑挺跟哥哥租屋开了间酒吧，没几天就来了个日本黑社会的，伸出缺了两根手指的手讨要保护费。生意还没开张就来要保护费，哥哥气不打一处来，把那人暴打一顿，声称自己是横滨来的，再来找麻烦，就把他沉海。那人从此消失，再也不见踪影。楼上的老板娘为此还请哥俩吃了顿饭，说借光跟着省了一笔钱。不久又有台湾的黑社会来“打秋风”，被哥哥拒绝了，那人威胁说，你们等着，我让你们今天死，你们就活不到明天。几天后，那人订下了酒吧所有的位子，明显是打算上门寻衅。兄弟俩倒也不惧，找来几个人坐在店门口，照样谈笑风生，准备对方一旦生事，就以性命相搏。或许是以为有埋伏，或许是打听到哥俩是福建人，那时福建人在日本很有势力，连日本人都不敢轻易招惹，那些台湾来的混混们吃好喝好乖乖地付了账，走了，虚惊一场，郑挺又逃过一劫。
有了这些经历，郑挺对生死看得很淡。他记得张兴儒曾经说过，“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死亡，要是为了‘光明行’死，值。”
郑挺深以为然。
终于到了墨脱。从零度到30度，一天里历经四季，也算是个难得的体验。
墨脱，藏语意为莲花仙境。
墨脱原本不是门巴人的故乡，18世纪，部分门巴人抱着对“莲花圣地”的宗教幻想，从不丹开始东迁，凭着勇气毅力以及对东方美好生活的向往，千里迢迢来到白玛岗。虽然他们并未找到传说中的极乐世界，却在这块富饶之地建立村寨，定居下来。
当然，这只是个传说，待考。
墨脱县包括1镇7乡，全县人口才1万多。县府驻墨脱镇，海拔约为0米。环绕县政府的路，从高空上看就像一个脚印，传说中那是莲花生大师在白玛岗留下的脚印。医院就位于脚印的脚后跟处，那也是进入墨脱县城后可以见到的第一座较新的建筑。
医院是广东援建的，门诊部、住院部分别为两层高的楼房，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B超、检验科、心电图室等。全院工作人员35人，具有职业资格的医生仅有7人。这里大部分医生都缺乏比较系统的技术培训，此外，由于肺结核、疟疾等重大流行病在墨脱有很高的发病率，医院检验设备及技术不完善，一些危重急需抢救输血的病人，只能经过简单处理后转送八一镇救治。县城人尚且如此，要是大山深处有人患了病，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所以，墨脱人的平均寿命只有50多岁。
在墨脱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一位在墨脱工作的汉族姑娘因阑尾炎急需手术，手术中意外停电，再加上一些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医生在开腹探查后又匆匆缝上。当时是寒冬封山季，嘎隆拉山大雪漫漫，又缺乏汽车等交通工具，这位姑娘知道自己的病情耽误不得，硬是徒步向八一镇的方向走去。一路上强忍着腹痛艰难地翻过雪山，整整走了4天，到达八一镇时，她的伤口已经化脓，要是再耽搁一两天，估计这条命就搭进去了。
按理说在这个缺医少药的地方医疗队应该很受欢迎，可当地的政府官员却并不热情，据知情者说，中央在墨脱投资了个亿，修建两个大的水利工程，虽然对墨脱来说是件好事，但一个小小县城接待能力有限，哪里消化得了那么多的建设者，一时物价飞涨，暴露出很多问题来。县政府不堪其扰，听到接待就脑瓜子疼，难怪会对“光明行”的使者也打起官腔来。
原来如此。
进墨脱这条路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这里经常发生地震，一下雨还会发生泥石流，危险始终不离左右。部分路段屡建屡毁，屡毁屡建，有时车行半道遇到修路，前不能进，后不能退，不知要等多久，时间完全没法控制。最主要的，来的医学专家都是“国宝”级的，志愿者也个个都是精英，容不得丝毫闪失。环境如此恶劣，要是再缺乏当地政府的全力配合，在这里开展义诊，将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几个人一合计，还是放弃第一方案，考察一下第二方案的可行性吧。
晚上，王晓鸥跟上海援藏干部日喀则地委的戴副书记打了个电话，说明“光明行”的宗旨和意向，戴副书记的热情出乎意外，连声说你们来你们来，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日喀则建城至今已有多年的历史，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历代班禅的驻锡之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也在日喀则境内。
自年始，上海就对日喀则的江孜县、拉孜县、亚东县、定日县和萨迦县进行对口援助，至今已经派去了七批援藏干部。十几年过去了，上海援藏的工作重心，已经从解决温饱问题转到文化旅游、卫生与教育等方面来了，地区医院及医院都进行了扩建，健全了市、县、乡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体系，所以不管从那个角度看，去日喀则都是比较合适的。
三人组在日喀则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老乡见老乡，一切好商量，日喀则地委为“光明行”选择了拉孜县，因为5个对口支援的县，较之海拔米的萨迦县和海拔4的定日县等，拉孜的海拔相对低一些，各方面接待能力也强一些，更主要的是，离那里不远还有个日喀则盲校，有一百多名盲童，地委希望能为盲童做个普查，要是能治好一些孩子的眼睛，也是桩功德无量的事。
赵芝玲从习水就开始参与前期策划，医疗这一块由她负责，所以有了初步意向后，她便立即开始介入。
5月7日，在日喀则机场接了赵芝玲后，4人直奔拉孜。
曾有驴友称，从上海人民广场到拉孜，是中国最美道路。风景真的很美，路两边都是大草甸子，绿得亮丽。白的羊和黑的牦牛哪哪都是，星星点点地撒在草甸子上，色泽鲜明。车开着开着，就会跟雪山不期而遇，天那么蓝，雪那么白，白得晃眼，多看一会眼睛就受不了。草甸子里有不少被藏民称为“海子”的高山湖泊，天晴朗朗的，阳光落在海子上，水波鳞鳞，像是大地水汪汪的眼睛。公路上时时可见里程碑，刻着醒目的里程数，但走近了看，还有很多留言：“爱要有，更要久。”这应该是一个寻找爱的人吧。“祝所有的男爷们儿旅途快乐，一生快乐！”这大概是徒步的行者对同类的激励吧。停下来休息时，有藏族孩子笑嘻嘻地围上来，居然说了声hello！大概这里常有老外来吧。
一路惊喜不断，忘了乏。
王晓鸥多次进藏，周平身体好，所以高反对他们无可奈何。郑挺经过前几天的适应，也过了这一关，只有赵芝玲，一下飞机就直奔米的高原，缺少过度，所以高反紧紧相随，抱着氧气袋晕得死去活来。
到达拉孜县已是下午，跟县委书记碰了头，医院。
拉孜县是个仅有5万人口的小县城，医院医院，医院进行过扩建，加上医院为参照，医院充满了期待，但走进去看到的光景，却让大家瞠目结舌。医院只有一间手术室，里面空空荡荡，什么设备都没有。打针换药室找不到止血带；操作台上积着厚厚的灰尘；病房的病床上没有床单枕头和被子，只有一个脏兮兮的垫子，个别床垫上甚至还有斑斑血迹，触目惊心。厕所是男女混用的，没法冲水，一推门苍蝇便嗡地一声满厕飞舞；而诊室的电源，居然是一个接一个拖线板横跨房间、楼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拉过来的。
虽然对现状有点失望，但以前比这艰苦的条件也见过，所以见怪不怪，只是将情况细细地一笔笔记下，然后找地方坐下简单汇个总，列出几条，请院长届时提供帮助。院长叫李天舒，也是一名援藏干部，要不是他说了几句上海话，从外表看，完全就是个藏民了。闲聊时李院长说起，就在前不久，有个援藏干部，白天还好好的，晚上没有任何征兆，起夜时就走了，猝死，救都来不及，所以他特意提醒，一定要对高原反应极其重视。看他放在桌上的照片，一年前初来拉孜时，捧着鲜花，意气风发，还是个俊小伙子，现在再看，满脸疲惫，头发稀少，苍老很多，可见高原恶劣环境对生命的侵蚀。
似乎没什么了，刚准备走，赵芝玲忽然问了一句，“刚才在手术室里，好像没看到厕所？”
“哦，是没有，走廊顶头就有一个厕所。”李院长说。
“那怎么行？没厕所绝对不行！”赵芝玲有点着急地说。
“为什么？”李院长还有点不明白。
“‘光明行’的医生护士常常一进手术室就要到半夜才出得来，要是手术室没厕所，出来一次就得重新换手术衣重新消毒，实在太耽误功夫了。”
“会有那么多病人吗？”医院大楼挖个厕所是桩很麻烦的事，李院长有点为难。
“每年‘光明行’的手术数量都是大大超预期的，不能有侥幸心理。”赵芝玲毫不退让。
“那怎么办？”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必须在手术室增加一个厕所，现在是5月份，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应该来得及。”
“好吧，我们尽量解决。”
“不是尽量，是必须！”
李院长笑了，“好吧，我们一定解决。”
结束了历时12天、行程约公里的选址考察任务后，先遣队回到上海，就先遣队提供的信息，大家碰头后议定了几条原则：
因为是高原，路况又差，所以要绝对保证安全，优先考虑去过高原的60岁以下的志愿者；出发前一个月服用红景天和西洋参；医院为每一个出行者进行体检，确保身体无恙；起草一份免责书，请参与者签字，确认是自愿行为，《免责书》上写着，‘此次慈善活动地处偏远、环境艰苦，具有一定的风险……请务必事先告知家属’等等，大有行善自愿、生死由命的悲壮。最后一条是，组队的规模小一点，计划去30个人的团队，完成60台手术。
但是，通知一出去报名的人就不断，一报就报了70个，张兴儒想“劝退”一些人，但平时说话很有威信的他，却怎么都做不通工作。譬如张黎，在果洛又吐又拉，什么都干不了，张兴儒劝他别去了，但张黎坚持说自己体质很好，在果洛只是水土不服，去拉孜一定没问题。最后，还是定下了61人的志愿者队伍。
至于其他，都无异议，大家都乖乖地服用红景天，乖乖地体检，毫不犹豫地在免责书上签字，大笔一挥，从容地把自己的命交了出去。
所有的人都很兴奋，盼着拉孜的相聚。
盲童天堂
8月29日，来自天南地北的61名志愿者汇聚拉萨，稍事休息，适应高原。夏友亮甚至提前赶到拉萨适应，期待着会出现奇迹，可惜，因为高反严重，最后还是与拉孜无缘。
张兴儒设计了一个兵分两路的方案：大部队在拉萨休整，进行培训，同时派一支小分队去日喀则盲校为盲童作检查，有符合手术条件的孩子，就带回拉孜手术。
负责“盲校项目”的是郑挺，郑挺的任务是，提前去盲校做好为盲童普查的一切准备，医生到达后可以马上投入工作。
行前，郑挺想了解一下盲校的背景，谁知却听到了一个极其感人的故事。
萨布瑞亚是一个德国姑娘，在她12岁时，由于色素性视网膜病变导致了失明。之后，她被送进了盲人学校，还考入了德国的波恩大学，学习了英语、计算机、历史和文学。
萨布瑞亚27岁那年即将大学毕业，她只身来到西藏旅游，想体验一下这个神秘的地方。即使看不见，她也能感受到这里绵延的雪山、清冽的空气、闪耀着金光的寺庙和那些三步一叩缓缓前行的信徒。她称拉萨“是一个热闹又空旷的城市。”
西藏有令人羡慕的耀眼阳光，但强烈的紫外线也使这里眼病发病率很高，萨布瑞亚在拉萨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在当地人的信仰里，盲人是因为前世造孽而在今世受到神的惩罚，恶灵驻进身体夺走了光明，因此盲人在当地象征着一种厄运，有的生下来就被溺毙，而活下来的，也在周围人的冷漠和鄙视中艰难地活着，体会不到一点做人的尊严。萨布瑞亚开始对盲童的生存环境进行调查，她租了一匹马，独自骑行公里来到孜贡，必要时就问问路，让人把手搭在她的胳膊上，指点方向。
在孜贡，萨布瑞亚遇到的第一个盲童就让她揪心，孩子的父母外出劳作时就把孩子绑在床上，由于缺乏运动影响孩子发育，5-6岁的孩子个头却很小。孩子拒绝说话，问了很久他才对萨布利亚说，周围的人都是坏人，因为出门就有人向他扔石头。
萨布瑞亚决定留下来，她想为这里的盲人做点什么，办一所学校，让孩子学会自立，学会生活。
她住在拉萨的一个小客栈里，跟很多人谈起自己的设想，但没有一个表示赞许的，这让萨布瑞亚有点沮丧。一天，她刚准备出门，被一个急匆匆进门的小伙子撞了个满怀。小伙子叫保罗，是荷兰的一个工程师，阳光、热情，在保罗面前萨布瑞亚再一次打开心扉，说起了自己的计划。谁知，保罗很兴奋地表示，愿意帮助萨布瑞亚实现她的梦想——建一所盲童学校。
回国后萨布瑞亚四处游走、积极筹资，终于募到了一笔钱，她还依靠电脑听音分析器，专门学习了藏文。那时，藏文没有盲文，是萨布瑞亚第一个开发出了可行易学的藏盲文。
她满怀希望打电话告诉保罗，但保罗却迟迟没有回答，正当萨布瑞亚感到失望准备挂断电话时，保罗忽然笑着说，“我马上辞掉工作去找你！”
拉萨盲校建成的时候，萨布瑞亚也收获了她的爱情，荷兰小伙子保罗成为她的丈夫，永远留下来陪伴她。之后，萨布瑞亚夫妇又创办了日喀则分校和“盲人无国界组织”。
盲童学校从最初的6个学生起步，已先后有几百个孩子在这里接受了盲文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这些毕业的孩子，有人开了自己的按摩诊所，有人做了翻译，还有人承担起了盲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他们自信、独立，跟以前判若两人。
为激发孩子们的潜能，4年萨布瑞亚邀请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盲人埃里克·威亨梅尔和他的登山团队来西藏指导盲童们向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座海拔余米的高峰发起挑战。经过精心准备，萨布瑞亚夫妇和6名盲童在埃里克的带领下成功攀登至海拔米的高度。萨布瑞亚希望通过这次登山活动让孩子们明白，只要拥有人生目标，不仅可以做很多事，还可以做正常人都完成不了的事。
萨布瑞亚的故事被口口相传感动了很多人，0年，萨布瑞亚获得德国政府邦比文化奖章，这一奖项是颁发给全球范围内各行各业有所作为者的最高荣誉。
1年，荷兰驻华大使飞到拉萨，代表荷兰女王授予萨布瑞亚夫妇爵士勋章。
因为为西藏盲人的教育和康复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萨布瑞亚又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国际友谊奖”和“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荣誉。
现在，萨布瑞亚的“盲人无国界”已经向其他国家辐射，她在印度的喀拉拉邦也办了盲校，她相信梦想，但她更愿意从小事开始，踏踏实实地走，一步一个脚印，在盲人无色的世界里，留下了他们的爱。
郑挺一直觉得自己很有爱心、很有社会责任感，遇到别人有难，他从不吝啬自己的善意和付出，可是现在面对这样一个无私的德国女孩，他忽然觉得自己以前做过的那些事，真的什么都算不上。
郑挺提前一天赶到了日喀则盲校。
日喀则盲校在日喀则边雄乡的一座小山脚下，那里有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占地余亩的盲校就在这小村子里。盲校有百余盲人学生和二十多名教职员工。学生们先要在拉萨盲校接受3-4年藏语盲文的学习，然后才转到日喀则盲校学习生活和生产技能。现在的学生中，有一半左右分别在日喀则中学和边雄乡小学跟普通学生一起学习，其余年龄较大的在盲校里学习织毛衣、卡毯，加工奶酪和面包，学习园艺、乐器演奏和保健按摩等等。
在日喀则盲校，郑挺又被感动了一回。
盲校校长叫阿珍，阿珍校长带着郑挺参观学校的时候，一个老人引起了郑挺的注意。老人穿着很旧的衣服，粗糙的手上满是裂痕，脚下的鞋子也破了，他正陪着孩子们踢足球，球里装着一个铃铛，球滚起来的时候，铃铛就会发出清脆的响声，孩子们便会朝着铃声的方向一拥而上。有时老人也会“使坏”，他轻轻地拿起足球，不让铃铛发出声响，孩子们没了追逐的目标，都很茫然地站着，问，“球呢？球去哪儿了？”这时老人就会很开心地笑，然后忽然把球扔出去，引来孩子们一阵快乐的尖叫。
老人头发已经花白，年龄不小了，但精神矍铄，更令郑挺惊讶的是，老人银发碧眼，分明是个“老外”。
“那位是？”
“孩子们的保姆。”阿珍校长说。
“保姆？”郑挺很惊讶。
见郑挺一脸困惑，阿珍校长开心地笑了。
她给郑挺讲了又一个感人的故事。
老人叫迈克，加拿大人，今年已经70出头。其实他是“盲人无国界”组织聘来的教师，起初是因为他的专业背景，聘他来日喀则盲校教授园艺课程，以后又以“盲文无国界”组织国际协调员的身份负责盲校的资金管理。但他更喜欢称自己是盲童孩子的“保姆”，因为每天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都会跟孩子们泡在一起，照顾他们生活，教他们各种知识和技能，然后玩乐嬉戏，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迈克年轻时走过很多地方，美国、黎巴嫩、孟加拉国和印度，求学或是工作。第一次来西藏旅游，迈克就被深深吸引，第二年他卖了房子，再次来到西藏，受聘担任了盲校的老师，这一呆，就是10年。
常有人问他，为什么选择不远万里到西藏来守护这些盲童，迈克却没想那么多，在他的心里，这是件特别简单的事，没有刻意选择，一切都是随缘。
“我希望每天都有孩子冲我微笑，或者和我分享一块糖果，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迈克对所有人都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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