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更新公号了，感谢我的几百位粉丝的不离不弃，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似乎没忙什么事情，但也迅速、果断地完成了几件人生大事，而未来几个月，还将有几件大事发生，我还在消化这些事情带来的影响，并慢慢调整自己的状态，尤其在写作上的坚持，之后还要写好看的故事给大家。
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一位前同事的公号，她的公号文章几乎每篇都是精品，我在出差的火车上看完了她的两篇文章，哭得像个泪人。而故事的主人公御夏，是前同事的闺蜜，也是“二氧花旦”名字的由来之一，也是去年这个时候，我从前同事那里得知御夏的癌症经历，在那段她最痛苦的日子里，开这个公号，用写作的力量来支撑自己，成为了御夏最有力的抗癌武器。
经授权，我来分享这样一个故事，也是在人生即将三分之一的旅程上，经历过一些坎坷和波折的时候，我才有底气告诉自己，真的，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希望御夏的故事能让大家明白，上帝有时候给你的人生按下暂停键，也许是一段新奇旅程的开始，每一段旅程的风景都不同，不管快乐、痛苦，都要学会欣赏，这才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我将标题略作改动，改为了御夏之春，这才是她生命活力真正的开始，是幸事而非祸事。
另外，我想说，在御夏的这段旅程中，一直有大明的陪伴，也是她最幸运的事情。而我也很感激，我的大明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这是一篇长文，但相信你有兴趣读完它，读完它，欢迎留言交流～～
“本来以为人生已经触底，后来才明白，人生是没有底的”
我叫御夏，84年生人，今年33岁，按照理想状态，应当刚刚度过人生的三分之一。
我从小在苏州长大，父母离异，父亲不知所踪，母亲忙于事业，所以我在外婆身边长大。
外婆把我照顾的很好，我也不让她多操心。我就是那种梳着麻花辫，习惯低着头一个人默默读书的那种女孩。平时班上大家都感觉不到我的存在，但每次期末考试我的名字总在最前面。
每天闷头读书，我的语文成绩自然优异。我喜欢写散文，文章几次刊登在当地的报刊上，毕业册上老师同学给我的寄语都称我“御作家”，外婆也在家常念叨，“你注定就是咬笔杆子的人。”
但我终究没有成为女作家，风马牛不相及地，我成了大厦囹圄中千人一面的投行女。
对中国人来说，假如高考是一生最慎重的事，那报志愿则是一生最草率的事。
高考估分后，在一个颇权威的副校长“高瞻远瞩”的指导下，我迷迷糊糊就填报了南京大学金融系。
那时我甚至不知道金融是什么。
按部就班的，我研究生又考进北大光华学院。研究生刚毕业就和同系的男友领了证，毕业后我俩都进入外资投行做IBD。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人生赢家的感觉的，24岁年薪60万，嫁的也算不错，人生仿佛站在了山顶上。
但很快短暂的得意就被重复性的生活冲得无影无踪。从校园到职场，对我而言就是从闷头学习变成闷头工作，每天和其他投行狗一起昏天黑地地加班熬夜，从24岁到30岁，从analyst做到了VP，一个titl的变迁用了六年时光，恍然一梦间，又恍然已从年少到了白头。生活就像一个预设了程式的标准化机器，机械运转。
直到年，这部原以为永动的机器突然戛然而止----我被裁员了。
我以我漂亮的履历进了投行，却终究输给了自己的性格。投行IBD属于poplbusinss，而我骨子里却有anti-social的基因。读书时习惯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IBD刚入职几年还可以默默帮老板做案头文书，VP之后就得拼拿项目的能力了。投行每个人都打了鸡血一般，我也努力融入这种氛围，但性格终究是天生的，有人独处时也仿若狂欢，有人狂欢中也恍若独处。我是后者，注定出局。
之前领导不止于此暗示过我。“御夏你要注意拓展业务关系，你看迈克他们组今年都搞了七次clintvnt了。”
我做不到迈克那样神情自若的迎来送往、觥筹交错，我试图用我的专业和努力去赢得客户的尊重。但后来我发现，尊重不等于肯合作，我追了数月甚至几年的客户总是被别人抢走。
终于，在一个我跟进两年的客户最终和迈克的tam签了承销协议后，我爆发了。我冲到迈克桌前大喊，”你凭什么抢我的客户！”
“都是为了公司利益，咱们谁签有什么区别？”迈克冠冕堂皇，我竟无言以对。
最终我被同事们劝着拉开，迈克成了正义的成功者，我成了气急败坏的失败者。
后来我知道，迈克动用了省级领导的亲戚关系拿到的这个项目。
宣布裁员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意外。但心中还是狠狠地痛。
我觉得自己是个矛盾的个体。我在投行工作的并不开心，但真的被裁掉了，就仿佛被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这让我无法承受。
也许这种感觉，就像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被枷锁和同侪拖着向前，习惯了弓起脊背闷头看着自己的足尖。突然被卸了枷锁，就恍若跌入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被裁员后的几个月，我一度陷入消沉。既没有积极去寻找新的工作，也没有心情去游山玩水，甚至不想面对亲戚朋友。
我当时以为我的人生已经触底。
但后来的经历告诉我，人生是没有底的。
从一无所有到春风得意总是漫长的，但从春风得意到一无所有却可以快的猝不及防。
你总以为今天是底，其实如果由着自己下坠，你总有一天会觉得，其实今天经历的根本不算什么。
“生活没有假设，意外也猝不及防”
说说我的先生吧。
我的先生叫大明，北京人，典型的理工男，性格简洁。我们研究生刚入学不久他就开始追我，开学三个月我们就在一起了，直到现在。
年，他辞去了投行的工作去美国读MBA，常青藤，很好的商学院。
年，我在中国丢了工作，他却在美国找到了工作。他暑期实习的对冲基金给他发了rturnoffr，底薪15万美元，分红另计。
他和我一样是性格偏宅的人，这也是他从IBD辞职去读书的原因。留在美国，做个飘然的二级市场投资人，专注研究股票，不需要看人脸色。这都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
“御夏，不要苦守在北京了，来美国吧。”大明对我说。
我好像也看不到继续呆在北京的理由。我要尊重大明的梦想。
何况对丢了工作的我来说，远隔重洋的美国是个不错的避风港。
于是我恍恍惚惚地申请了签证，恍恍惚惚地收拾了行李，恍恍惚惚地踏上了去纽约的飞机。
年1月1日，我落地纽约。
从飞机的窗户望下去，波澜壮阔的哈德逊河，对面是曼哈顿精致剔透的天际线。
之前我也来过几次，每次看到窗外的阳光总会一扫旅途的劳顿，豁然开朗。
这次却不同。潜意识里我觉得自己被发配的逃兵，陡然而生的是一种惶恐，惶恐不知如何将自己嵌入这陌生的美景中。
我是那一趟航班最后一个下飞机的乘客，我蜷在座位上，和通往外界的门进行最后无谓的抵抗。
看到这里，也许聪明的你已经发现，我是个心态挺不好的人。从小没受过大挫折，遇到挫折也憋在心里不愿意给人说，直到憋出内伤。
我挺相信米卢那句著名的话，“态度决定命运。”
我后来总忍不住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和自己当初的状态联系起来，总会假设，如果当时自己的内心是阳光普照的，是不是生活也将降落在不同的地方。
生活没有假设。
大明带着我去了我们在曼哈顿的家，在位于上西区的一座公寓楼里，两室一厅，典型的美国标配装修，白墙，灰地毯，百叶窗。
美国的生活都像公寓装修一样大同小异。初到美国的几周，都是不能不办的事----买生活用品，办身份证件，考驾照，办信用卡、手机卡、保险卡，忙碌而无脑。
对于其他初到美国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也许是新鲜和兴奋的。但对于一个在外资投行做了六年，每年都飞两次美国，每次都住四季酒店，去哪都有公司安排的司机的我而言，这些平凡的琐事只是不断地提醒我，我不再是投行的bankr了，我只是个甚至不允许工作的配偶签证持有者。
我沉溺在自己的小情绪里，还没有来得及冷静下来规划自己在美国未来的生活，生活就已经看不下去，主动蹦出来给我找了事。
在初来乍到的琐事中，体检也算其中之一。
大明已经在华尔街顺利入职，福利保障非常好，我作为他的配偶，也享有同等医疗待遇。
于是我的保险生效后不久，我就约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在国内这些年，虽然投行的医疗福利也很好，但真心忙得顾不上体检，上次体检已经是三年前了。
体检结束后，我去家庭医生那里取结果。家庭医生翻了翻报告对我说，“其他都挺好，但B超显示你的甲状腺有个阴影，也许是良性的结节，但需要做个病理检查。”
医生神色淡然，我也没多想，觉得无非是个例行流程的检查，确诊没事儿就没事儿了。
所以后来我学习到的经验是，美国医生和中国医生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医生总会把最严重的情况都提前和你说清楚，而美国医生在确诊之前总会尽量轻描淡写。
病理检查并不复杂，就是用针去穿刺位于喉咙下方的甲状腺体。美国很注重疼痛管理，所以即使是很细的针穿刺，也会提前进行局部麻醉，所以对我来说和打了一次疫苗无异，去过之后甚至不久就忘了这件事。
过了不到一周时间，我记得是一个下午，我正在92街的超市买东西，手机响了，上面显示是家庭医生的号码。
“Hllo”，我接起电话。
“御夏你好，我是魏医生。”对面传来家庭医生的声音。
那一秒，我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知道，通常和病人联络的都是护士。
“你的病理报告出来了，我们查到了癌细胞。”魏医生简洁明了。
“癌细胞？”我呆住了。
“对，就是恶性肿瘤，但具体类型和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确诊，你先不要太担心。”魏医生说。
“请问你最快何时有空，我们好安排内分泌科和外科医生会诊，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案。”
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很麻木地和医生约了会诊时间，很麻木地挂掉了电话。
去旅行
我丢下已经半满的购物车，两手空空地走出购物区，在收银台外侧的长椅上坐下。
我的身体里似乎堵了一块石头，无法移动，坐着也觉得沉重。
我的大脑却变得异常活跃，飞速地闪过了无数念头，我想到了三年前体检医生就提到我有甲状腺结节却没有进一步复查，想到我的舅爷和表姑都死于癌症，想到我在纽约除了大明举目无亲，想到我的母亲正独自在苏州照料我生病的外婆。
仿佛所有负面的内容都汹涌澎湃在我的大脑里，驱赶不去。
我想了很久，没有什么人想要说，也没有什么事可以做。
我就在超市门口的长椅上从白天一直坐到夜幕降临，直到身上有了寒意。
我犹豫是否应当给大明打电话让他来接我，但瞬间就被自己否决了。
那一刻，这世上是没有人能够帮到我的。
于是我麻木地站起身，缓缓往回走去。
回到家，我逼自己将医生的话转述给了大明。
每复述一个字都是艰难的。不说，仿佛这一切依旧是虚幻的意念。说出来，就是赤裸裸的现实了。
大明静静地听我说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没有呈现出丝毫情绪变化，仿佛我刚刚告诉他的不是癌症，而是感冒。
“嗯，嗯嗯。”大明一直认真地听我说完，顿了顿说，“你不要慌。”
他非常冷静地提出了几个逻辑：“首先，甲状腺是独立的器官，应该危险性较低；其次，针管抽取的只是个别细胞，偶尔有异常细胞也许不代表就是癌症；第三，你是主动体检发现的，尚无任何症状，就算是癌症肯定也非常早期，应当很好治愈。”
紧接着，大明就打开电脑开始搜索相关的资料。他坐在台灯下电脑前，一如往昔的每个夜晚。我抱着腿蜷在沙发上，看着他敲击键盘的背影，心中复杂莫名。
大明的冷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一方面这种冷静一定程度安抚了我；但一方面我又很怨恨，他凭什么这么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