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请尽一切努力
口述者：钱琪
性别：女
年龄：49岁
工作单位：医院（MayoClinic）肾脏与高血压科
采访时间：年4月19日上午
采访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天元大酒店
整理者：杜卉
他是一个80多岁的韩国男性病人，因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而且一住就是将近一年，每天的医疗费用超过美元，总计高达数百万美元，这在美国医疗史上实属罕见。高龄、心梗病史等糟糕的基础状况，使得他的人工心脏无法很好地发挥作用。他的肺脏、肝脏、肾脏等多个器官也逐渐开始衰竭，于是，他的全身插满了各种用来维持生命的管子。他躺在病床上，只对陪护他的妻子和他的韩裔主治医生用韩语进行的询问选择性地做出反应。大约他生病前极有钱，也是个极强势的人，他恭顺的妻子每次通过翻译跟医疗小组的医生谈话时总是说：“请尽一切努力，不必考虑费用问题。”而他的几个儿子总是支持母亲的决定。不仅他的家人这样要求医生，那位韩裔医生也信誓旦旦地说：“放心，先生有80%医院。”可逐渐地，除了这位医生外，其他的医生不再持乐观态度。呼吸科医生说，他的肺功能不能恢复正常了，必须依靠呼吸机。感染科医生说，他的人工心脏已经感染了真菌，但他的状况不适宜手术置换新的人工心脏。肝脏科医生说，他的肝脏功能不可能恢复了。我说，他的肾脏功能已经衰竭，而且没有恢复正常的可能，他的余生都没法脱离人工肾的治疗。可是，有人说：肾脏坏掉了又能怎么样呢？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靠透析（人工肾）活了十几、二十年，作为医生的我们，即便病人只有1%的希望，我们也要尽%的努力。于是，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他的家人似乎还是愿意接受那位韩裔医生的意见。医院的医疗水平是无可置疑的，但他的状况并没有好转。每次去给他做人工肾治疗时，我总是看到他皱着眉头、闭着眼睛。一天天的治疗，使他从一个壮硕的男人逐渐瘦得“皮包骨”，于是，他又开始接受物理治疗。韩国，大约跟中国一样，都是极注重孝道的国家。对于生病的父母，儿女如果不表态求医生不惜一切努力进行治疗，恐怕就要背负不孝的骂名。看到这张黄皮肤的东方面孔，我总是会想起我的老父亲，我禁不住问自己：如果这是我的父亲，我会让他遭受这样的折磨吗？在重症监护病房住了多天后，也许是他的妻子也失去了等他恢复的信心，终于有一天，她向我们提出决定带他回他们家所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终于可以舒口气了。一架备有各种生命支持设备的直升医院，飞回了他的家。几周后，我们收到他的家人寄来的感谢卡，医院后不久便离世了，家人们感谢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对他的救治。看着感谢卡，我心中却没有一丝喜悦。口述者感悟在医院，病人的生与死并不是病人、医院任何一方可以单独决定的，而常常是上述三方博弈的结果。在医疗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在医生可以凭借各种仪器和药物显著延长病人生命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静静地想一想，对病人（尤其是那些临终病人）来说，什么样的医疗救治才是最恰当的？整理者手记其实，就在采访钱大夫一个月前的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钱大夫80多岁的母亲突然大面积脑干出血，生命危在旦夕，钱大夫已经从美国赶回国内，那天应该会到家，若我方便的话就给钱大夫家里打个电话吧。朋友还说，钱大夫在美国的时候已经说了，不要做无谓的治疗，只做减轻痛苦的对症治疗就好了。我忐忑地给钱大夫打电话。“Heo（你好）？”钱大夫的声音竟还是她一贯的热情、明朗、干脆。“嗨，是我，你还好吗？”我的声音竟比钱大夫犹豫和困难，“我听说了你母亲的事，非常抱歉。”“谢谢！”钱大夫说，“母亲等到了我回来，这已经是个奇迹，她走的时候皮肤很softandclean（柔软和干净），人也很安详，没受什么苦……”整个谈话过程竟是轻松的，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其实，当电话接通那一刻，听到那个“Hello”，我忐忑了整整半天的心就已经平复下来，因为我听到的是一个积极的、阳光的声音。一个月后的采访中，我尽量避免谈起她的母亲，怕她伤心，但她突然主动说到了自己的母亲，那一向明亮、坚定的眼睛有瞬间的缥缈。她说：“母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相信她和上帝在一起，过得很好。”回美国后，钱大夫在给我的邮件里写道：这些天，我在重症监护病房照护一个垂死的病人，入住重症监护病房是病人家属的要求……我想，对一个脑死亡的病人进行各种医疗操作和透析是不人道的，这对病人是折磨。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师妹曾经跟我说：“师姐，我现在轮转的病房里有两个住了很久的老病号，一个80多岁，一个90多岁，一个只会叫妈，一个只会喊疼，那个只会喊疼的病人背后有一个碗口大的褥疮……”（六）
生命的抉择
口述者：李宏亮
性别：男
年龄：33岁
工作单位：医院危重医学科（ICU）
采访时间：年11月21日14点30分
采访地点：医院ICU医生办公室
整理者：程蓓
年，我来到医院ICU。其实，我研究生阶段的专业是骨科，对于ICU这个专业并不熟悉。刚到ICU工作的时候，我每天接诊患者都会很紧张、忐忑，生怕因为自己的知识不全面或处理不当延误了患者的治疗。大多数来我们科室的患者病情都很危重，生死往往都在一线之间，稍有疏忽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当然，也因为患者的病情都很危重，有可能我们倾尽全力救治也无法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同时，也有一部分患者在接受救治的过程中，身体和心理均饱受痛苦的折磨，完全没有什么生存质量可言，每天只是勉强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从专业角度来说，作为医生我们应该尽力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可是作为普通人，我们也会有想要放弃治疗，让他们走得有尊严、走得不太痛苦的念头。求生不得
有一位来自张家口的男性患者，在北京打工，靠搬运货物养家糊口。有一天在搬运棉花的时候，他被从车上掉下来的货袋砸中了头部，当时就昏厥了。工医院，诊断结果是，他因高位颈椎骨折损伤脊髓导致颈部以下高位截瘫。在ICU病房里，他靠呼吸机和营养液，勉强维持生命。他的家属得知后，医院。当见到自己的亲人时，这位坚强的汉子因为嘴里插着气管插管，想说话也说不出，只是无助地眼泪，但眼神里充满了求生的渴望。从他进ICU后，他的家属每天都来看他。面对高昂的医药费，他的家属多次找工头理论，却始终得不到赔偿。时间一天天过去，除了医药费不断地增加，他的情况却没有丝毫好转。他的家属多次和我们沟通，知道他这样的高位截瘫是不会有好转的，维持生命只能靠仪器，也就是说他这样一个曾经身强体壮的顶梁柱，以后不仅无法养家糊口，甚至还可能成为家庭沉重的负担。经过反复思考后，他医院的治疗，把他送回老家。当地的救护车来接他的时候，他似乎预感到这一去也许再也不会有活下去的可能了，眼神里充满了绝望，望着我们流下了眼泪。可以想象得到，这一路上只能依靠医务人员使用简易人工呼吸器来维持他的呼吸，一旦停止使用辅助呼吸用具，他的呼吸就将停止，生命也将就此终结。求死不能
有一位中国科学院化学系的老教授，罹患小肠癌。姑息性手术（肿瘤太大或已转移，不能进行根治性切除，或病人不能耐受较大手术，但通过较简单手术维持器官功能、缓解症状、延长生命的手术，称为姑息性手术。）后，他带着气管切开套管住进了ICU。刚住进来时，老教授神智很清楚，因为气管切开无法说话，就跟护士要了纸笔，写下了：“我要求安乐死！”并把这张纸交给医务人员，示意我们必要时交给他的家属。此后，老教授的病情越来越重。肠瘘使得他的腹部积满了肠液和粪便，护士们一遍一遍地为他清除这些污秽，保证老教授的生存质量，维护他的尊严。可是即便这样努力救治，老教授还是走到了需要接呼吸机的那一天。我将老教授写的那张纸交给了他的家属，他的家属对此十分的不理解，坚决不同意履行老教授的心愿。他们认为，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要保住他的生命，哪怕只是延长一分钟，医生也要竭尽全力。反复和家属沟通后，作为医生的我也只能尊重家属的意见，全力维持老教授的生命。老教授接上了呼吸机、输上了营养液。因为他是癌症晚期，出现了多种并发症，最严重的就是肾衰竭。做血液净化治疗需要静脉穿刺置管，可他因全身严重浮肿，进行静脉定位时非常困难。一边是老教授痛苦的样子，一边是家属渴望的眼神，我们医务人员也无从选择。终于，老教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的家属却不切实际地恳求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回来。因为肾衰竭，老教授的身体浮肿得十分严重，给我们进行胸外心脏按压造成了很大困难，稍一用力就会在他胸前留下深深的手印，这让我每次向下按压都于心不忍。即便我们全力抢救，老教授还是走了，走得很痛苦。而他的家属对于无法挽留他的生命也感到痛苦不已。口述者感悟人们一提到ICU就觉得那是个“烧钱”的地方，ICU的医生都不算是医生，最多算是看管监护仪器的护士。可经过“非典”、汶川地震、禽流感及重症甲型H1N1感染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后，人们逐渐意识到ICU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室，很多患者可以经过ICU医生的救治活下来。看到这些变化，我作为一个ICU医生深感欣慰。可是我每每看到那些求生意志很强的患者，因为家庭、经济或其他原因放弃治疗时，都会于心不忍。同时，一些不想没有尊严和质量地活着、想要体面地离开人世的患者，他们的生命却被家属执拗地挽留着。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很无奈。病情急剧恶化的患者使用呼吸机后，需要持续给予镇静药，对于那些预后（对于某种疾病发展过程和最后结果的估计成为预后）较差的患者，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没法意识到自己最终的结局。但如果让这些患者清醒过来，那种痛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人活着，最重要的是精神世界，如果患者清醒过来，看到自己现在这样没有尊严地活着，我相信他们会选择放弃治疗。整理者手记其实，生死往往就在一线之间。不过，有时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选择恐怕也难以实现。以前，我也曾和父母开玩笑：“我要是成了植物人或者没有办法行动、不能说话了，你们就别救我了，别让我受那么多苦，让我就这样走”。当时，父母就翻脸了，直说我小小年纪不懂事，就算我不顾自己，也该顾顾父母啊，怎么忍心丢下他们。当时的我尚且年幼，无法理解父母的苦心，只觉得自己无法承受那样的痛苦。殊不知，自己的选择可能会给父母造成巨大的痛苦。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地为自己而活，父母、子女、伴侣等各种关系缠绕着，如何在这团“乱麻”中找到自己生命的抉择是很困难的。失去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面对失去尊严的生存，该坚持还是放弃？这个选择权究竟应该交给谁，是患者自己，还是家属？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正确答案。患者这样痛苦地活着，是为了家属；离去，却是为了自己。面对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两难境地，究竟该如何选择，即使是我也觉得很难。但不管怎样选择，都无法用某一社会准则来评判。本文摘自《死亡如此情》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