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悲惨童年
年的一个秋日。黄海之滨的烟台港。
太平湾里，船来船往，帆樯历历；烟台山下，店铺林立，人群纷攘。
港口旁边的南北大街上，一辆马车急驰而来。车上坐了一老一少，老的发须花白，满脸是泪；小的身穿孝服，雪白刺眼。到了海边，老汉跳下车，将男孩抱下来，牵着他的小手，跌跌撞撞往码头走。他们走上码头，一直走到尽头，才停下脚来，面向北方挥泪瞭望。
这是祖孙俩，来自八十里之外的蓬莱县东南部的门楼村。老汉叫朱士清，年近古稀；小的是他孙子朱德发，刚刚六岁。他们来到这里，是等候来自大连的客轮，轮船上有他们亲人的灵柩。
朱士清老汉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厄运：独生儿子朱鸿文才三十六岁，就突然死在了大连。那个年代，胶东的许多年轻人都到辽东半岛闯荡，因为在那里挣钱容易。朱鸿文的舅家表哥早就去了大连，在一家包沙发的小作坊做工，鼓动他去，他就去了。这项工作本来挺好，挣钱不少，然而，朱鸿文前几天却突然得了病，肚子疼得受不了。到医院去看，医生说是阑尾炎，已经化脓穿孔，立即给他动了手术。手术后没几天炎症复发，医院开刀，却没能活着出来。
年幼的朱德发当然也不会想到，他会穿着一身孝服来迎接父亲。他以前迎接父亲都是在门楼村头，或自家门口。年轻的父亲回家过年，风尘仆仆，却满面笑容。父亲背着大大的行囊，里面有“年货”，有孝敬老人的东西，有给他和妹妹买的书和玩具。父亲还曾带回一些花花绿绿的碎布和布条子，那是包沙发的下脚料。父亲最后一次回家，背着一个大箱子，进门后打开，里面是个大大的铜喇叭和一个小箱子。箱子上一个把手，父亲用手摇了几圈，拿出一个又圆又薄的黑片子放上去，再把像小孩胳膊一样的东西放上去，在场的人竟然听到有人唱戏！人在哪里？在箱子里？就在大家惊奇不已的时候，父亲向大家讲，这叫留声机，是洋人发明的。我买一架放在家里，给你们解闷。父亲走后，朱德发就经常鼓捣留声机，引得村邻纷纷来听，许多人记不住标准名称，就叫它“洋戏匣子”。这个“洋戏匣子”，给朱家和这个山村带来了许多欢乐。
然而昨天，亲戚去他家说，朱鸿文在大连殁了。这对他家来说是塌天大祸，大人小孩立刻哭成一团。爷爷哭过一阵，让弟弟去雇车。雇到一辆马车，爷爷便带上孙子，连夜赶往烟台……
朱士清的岳父家在福山县，离烟台不远。朱鸿文病逝的消息，是那家人接到电报，立即送达朱家的。电报还传递了这样的消息：死者已经成殓，今天乘船到烟台。
祖孙俩边哭边等，终于等到远远的海平线上现出一缕黑烟。旁边等船的人群中爆发一阵欢呼：火轮船来了！火轮船来了！此刻，祖孙俩却是恸哭失声。他们泪眼模糊，看着黑烟下方浮出一条船，在浪涛中一点点变大，一点点靠近。
轮船靠上码头，船上的人鱼贯而出，底舱的货物也陆续上岸。当几个年轻汉子抬着一具棺材下来放到码头上时，朱士清老汉扑上去拿脑袋往上撞，别人拉都拉不住，直撞得额头鲜血直流！
这个悲惨的场景，深深印在了朱德发的脑海中。后来，他向亲人们讲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忍不住哭一回。到了八十多岁又给她的女儿讲，还是老泪纵横。
据说，当年从胶东去辽东的人，都把家乡称作“海南”，是大海之南的意思。他们还自称“海南丢”，意思是在海南活不下去，海南把他们丢到了海北的。他们用胶东话说，把那个“丢”说成四声。这个自称，透露出无限的辛酸。
朱鸿文，不是“丢”过去的，是他自愿去的。但是，他肯定也把家乡叫作“海南”。他在大连做工的日日夜夜，肯定会思念自己的亲人。工作之余，悠闲的傍晚，他可能会坐在海边，痴痴地看着“海南”，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万顷碧波。但是，身为男子汉，他要挣钱养家，不能随随便便回去。三十来岁的朱鸿文，是个有担当、有情怀、有格调的男人，从他将留声机背回家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据他的孙子朱志成讲，爷爷会武，在大连担任一家武馆的拳脚师。他曾经看过爷爷和徒弟们的合影，爷爷相貌堂堂，英气勃发。
然而，朱鸿文却是躺在棺材里回到“海南”的。下了轮船，他接着上了马车，一路颠簸，被拉到门楼村，埋在了他辛辛苦苦建起的宅院西面，他自家的地里。
朱鸿文是个独子。他结婚后，妻子接连生下四胎，没有一个成活。他和父亲忧心似焚，因为朱家人丁一直不旺，到朱鸿文这里已是几代单传，有烟火断绝之虞。他们去向风水先生求救，风水先生到他家看了看，说你家宅院不该安在这里，这是个绝户地。父子俩一听，立即决定搬家。风水先生勘察一番，认定村子西南角的高岗是个好地方，父子俩就紧张筹备，请人帮工，在这里建起三排房子，一共九间，分为前后两个院子。当时朱家只有老两口和小两口，父子俩建起这么多房屋，可见他们心气之高，也看出他们财力雄厚。我看过朱家老房子的照片，墙的下半部是一块块方方正正的花岗石，门垛、墙角全是青砖，屋顶是水泥瓦，据说当初全由坚硬的“山草”苫起。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能建起这样好、这样多的房子，普通人家是办不到的。当时他们家有十多亩山地，一头毛驴，另外还有两片山场，不会有多少现金收入，盖房子的钱，应该是朱鸿文在大连挣的。
宅院上面的山坡上，朱士清老汉栽下了许多果树，有桃，有杏，有苹果，有柿子。其中那片苹果园，是门楼村有史以来的第一处。每到春天，这里花朵满枝；夏秋两季，则有果子成熟，可谓生机勃勃。站在院门口南望，则见群山连绵。门楼村的人经常把南面的景象叫作“南山大被”，意思是那儿像铺了一床无比广大的被子，或者青青翠翠，或者雪白一片。有山，自然也有水，一条小河从山里流过来，流到村前，拐弯东去。河边草木葳蕤，河中鱼虾欢游。
乔迁之后，朱家果然不同以往。年9月25日，一个男孩出生；四年之后，一个女孩出生，全都活了下来。朱鸿文为一双儿女起名为德发、德玉，寄予了美好的心愿。朱德发长到五六岁，经常领着妹妹到果园里奔跑玩耍，到小河里捉鱼摸虾。那条河上有一座天然形成的石桥，两个孩子经常坐在桥边，看奶奶、母亲以及村里的女人们在河边洗衣洗菜，看男人们赶着牲口上山下地。
在朱德发的档案里，有一份年10月他写于曲阜师范学院的《我的自传》，大约七、八千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从1岁到5岁这时期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大人对我爱如掌上明珠，因为家中人口不旺，我上无兄下无弟，只有一个妹妹，全家人似乎把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的事全寄托在我的身上。我那时还不懂什么，除了吃玩哭闹再没有别的可做，母亲说奶奶爱我如眼珠，要是有点儿头痛伤风，全家人都为我担惊受怕，奶奶连饭也不吃。一家人节衣缩食，让我穿得好吃得好。
然而，朱家的欢乐日子没有持续几年。朱德发五岁的时候，奶奶因患黄疸病去世。六岁的时候，父亲又突然撒手人寰。他和妹妹再也享受不到奶奶的慈爱，再也等不来身背行囊回家的父亲。过年的时候，别人家燃放鞭炮，欢欢喜喜，这个院子里却是冷冷清清，时有哭泣声传出。就连朱鸿文从大连背回来的那架留声机，也没有人再听，怕勾起伤心事，让朱士清老汉塞到顶棚上去了。
老汉虽然年过七十，却咬紧牙关，把这个家撑了起来。他是个标准的庄稼汉，勤劳，憨厚。没有儿子在外挣钱，他拼尽力气，要把自家的地种好，多打点粮食，多换点钱来过日子，让孙子孙女长大成人。下地耕种，上山打柴，全是老汉一个人干。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年辛苦劳作。
爷爷对孙子特别呵护。朱德发在《自传》中讲：“他说，我就是家里的命根子。八岁我上学后，每逢冬天的早晨，他总是背着粪筐送我去上学，晚上教我背《百家姓》。听妈妈说，爷爷在私塾里念了二年书。农忙时，我帮着爷爷在田里干农活，所以爷爷那种纯厚、勤劳、节俭的本色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至今尚未磨灭的印记。”读到这段文字，祖孙俩的浓浓亲情跃然纸上。过去的农村老汉大多勤劳，走路时都要背着粪筐，遇见人畜粪便就捡起来，积肥肥田。一手扶着肩上的粪叉把儿，一手牵着宝贝孙子，在寒风中，在雪地里，一步步走向学堂，这场面是多么温馨。草房里，油灯下；或是院子里，月光下，一位古稀老人一句一句教孙子“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那情景是多么感人！
由爷爷教给的《百家姓》，小小的朱德发知道了天下姓氏之多，也学到了一个个姓氏的写法。他肯定对三个姓特别上心：赵、朱、周。赵，是他的母姓；朱，是他的姓；周，则是许多邻居的姓。门楼村只有两大姓，一是朱家，二是周家。
然而，祖孙俩的亲密关系没有持续多久。一天下午，爷爷看见猪圈里粪满了，就拿锨进去出粪，一锨锨铲起，一锨锨扔到外面。累了一个下午，把猪圈清理完了，他走出去，打来一盆水，坐在院里洗脚。爷爷正洗着，却说头昏，身子歪歪扭扭地坐不住。朱德发急忙和妹妹把他扶起来，让他到屋里躺躺。到了屋里，爷爷还是说头疼头昏，朱德发急忙告诉母亲，母亲便去村里找人来看。当时村里有个懂点医术的人，会把脉扎针。他过来看看老人，说这个样子，没法治了。又过了一会儿，老人剧烈呕吐，拼命挣扎，在炕上往这撞一下，往那撞一下，把他的儿媳妇和孙子孙女吓得直哭。朱德发想抱住爷爷，可是根本抱不住。后来，爷爷一头栽倒，再也不动了。
年5月21日，我去郑州采访朱德发的妹妹朱德玉，老人向我讲述这一幕时声泪俱下，说他们家那几年真是厄运连连，亲人走了一个又一个。那么大的宅院，三排房子，就剩下了娘儿三个。
在我5岁那年奶奶死了，年，爸爸病死于大连，又住四年，我爷爷又去世。剩下孤儿寡母妈妈妹妹，妈妈成天领着我和妹妹到坟地去哭爸爸和爷爷，全家无依无靠，生活处于困苦中，虽然耕地、房子、驴未动，但是无人耕种。旧社会里，寡妇门前风波多，母亲很难过，终日守着孤庙，把希望寄托在妹妹和我身上。在旧社会，对俺这样的家庭谁管谁问，光泡在泪水里是不行的，于是母亲振作起来，打消了厌世或改嫁的念头，决然挑起了家庭生活担子，缠足也放开了，领着我和妹妹年年月月在田里春播秋收，从此家庭生活维持住了。
根据朱德发《自传》里的这段文字稍加想像，便会看到一幅悲惨场面：孤儿寡母，哭哭啼啼，自空旷的朱家大院里走出，来到亲人的坟前跪倒，撕心裂肺，号啕不已。塌天大祸接踵而来，谁能经得住这样的打击？听到母子三个的哭声，村里肯定有无数人伤心落泪。
然而，我们也从文字中看到了一位女性的坚强：她也曾想过自杀，想过改嫁，但为了一对儿女，便毅然决然留在这里，将日子过下去，将孩子抚养长大。她是个小脚女人，脚已经裹了几十年，这时却再不也裹了，就为了下地干活方便！
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她没有名字，儿子填表填到母亲这一栏，只有两个字：“赵氏”。
赵氏，从此“挑起了家庭生活担子”。但她能挑得动吗？种地，她根本不会，也使唤不了牲口，扶不了犁。朱德发自告奋勇，扶犁耕种，让妹妹在前面牵牲口。但牲口欺负他俩小，不听指挥，他气得挥鞭去打，结果打到了妹妹的身上，让她疼得哇哇直哭。母亲搂着闺女哭过一阵，只好去请孩子的二爷爷帮忙。
种上之后，其余的活儿，都是赵氏带着孩子干了。锄地还能对付，收获时就愁坏了娘儿仨。朱德玉向我讲，收了庄稼，要用驴驮回来。他们把庄稼绑到驮架子上，要弄到驴背上，哥哥想自己把驮子扛上去，可是个子太小，够不着。她和母亲帮他，却又把他夹在了驮子与驴之间。娘儿仨抬了又抬，托了又托，就是弄不上去，只好趴在驮子上齐声痛哭。哭过一阵，母亲擦擦泪水，挺直腰杆，再和两个孩子一起努力，终于将驮子抬上驴背……
七十三年之后，朱德发的儿子朱志成接受我的采访，曾用 当年，朱志成的奶奶一心想把日子过得好一点，顺一点，就想到了没过门的儿媳妇，打算让她赶快过来帮忙。
在门楼村东北方向五里地，是一个叫大柳行的村庄。因为建在黄金河的河谷里，流水潺潺，岸柳成行，所以被命名为“大柳行”。村里有个人叫张永海。张永海有一个男孩，四个女孩，女孩都很漂亮。这一天，忽有媒人到他家提亲。
媒人是一位新嫁来不久的小媳妇，娘家是门楼村。因为丈夫辈分低，她应该管张永海叫老爷爷，管他的几个女儿叫姑奶奶。她向张元海两口子说，她们村有一户好人家，地多房子多。这家人心眼儿也好，她娘家人多炕少，她长年去这家借宿，人家待她跟一家人似的。这家有个独生儿子，跟四姑奶奶同岁，比三姑奶奶小五岁，如果姑奶奶嫁到那里，一定是吃不愁穿不愁，过一辈子好日子。
按年龄讲，媒人应该首选四姑奶奶，因为他与朱德发同岁。然而她一再说，三姑奶奶嫁过去最合适，三姑奶奶还没有婆家，应该让她跟朱家作亲。三姑奶奶叫张凤英，此时正上小学。
到张家提亲，实际上是朱士清老汉的意思。朱家几代单传，儿子又突然离世，他觉得孙子虽然只有八、九岁，但还是早定亲、早娶亲为好。于是，就让在他家住过多年的本族孙女，到婆婆村里为她物色孙媳妇，而且要找比他孙子大几岁的，能帮忙理家的。这位年轻媒人不负老人重托，一次次劝说张永海夫妇，俩人就被说动了，决定应允这门亲事。可是，问三闺女凤英答应不答应，凤英却大摇其头。凤英说，她想读完小学，去当八路。当时这一带已经被八路军解放，她羡慕女八路，想成为那样的人。大柳行小学的校长姓李，是共产党员，也支持张凤英同学当八路。然而凤英她爹不同意，说你当八路，没家没业的怎么能行？那时抗日根据地刚刚开辟，老百姓的思想不是很解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决定一个人婚姻的主要因素。身处这种环境的张凤英，也就没有反抗到底，默认了这门亲事。
然而，朱士清老汉没有看到孙媳妇过门。两年后的那个下午，他出完猪粪，生命走到了尽头。村里有人传说，他是挖粪挖了邪祟之气，被夺去性命。以今天的医学常识判断，他大概是脑血管出了意外。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掉，撇下儿媳妇赵氏和两个未成年子女。赵氏实在难以度日，决定让儿子结婚，让儿媳过来帮忙。
喜日子定在秋天。张凤英还是不情愿，他爹就劝她：闺女，去吧，那家人没法过日子了！看得出，他爹也对亲家的窘境满怀忧虑，希望闺女去那里帮忙。张凤英听命于父亲，满怀委屈答应出嫁。
因为张凤英姐妹有好几个，娘家没有能力为她置办嫁妆。朱德发的母亲就将她当年从娘家带来的桌子、柜子、橱子翻新一下，请人刮去旧漆，重新刨平，再涂一遍新漆，抬到了新房。虽然没有嫁妆，但按照当时的蓬莱婚俗，新娘还是要坐轿子的，要请吹鼓手热闹一番的，新娘过门的时候当然也要燃放鞭炮。朱家几年来凄凄惨惨，这一天终于有了喜气。赵氏在忙碌之余，感受着这种大喜气氛，可能会去无人的角落，洒下悲喜交并的泪水。
这个时候，新郎十二岁，新娘十七岁。“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这人生的得意时刻，小新郎却不乐意。据朱德玉讲，结婚之前，他哥从没见过她嫂子，那天晚上不愿进洞房，是一位长期住在他家的姨家表姐连拖带拽，陪他进去的。进去之后，表姐等到她的小表弟睡着了，才悄悄退了出来。
朱德发二十九岁这年，在曲阜师范学院写自传时，写下了这么两句话：“当我12岁那年，妈妈和媒婆包办，给我娶了个媳妇，一块千斤石压上了我肩，造成我的婚姻悲剧。”
这桩婚姻，不只是朱德发不满意，张凤英也不满意。年春天我采访张凤英老人的时候，她嘟嘟囔囔，说她要不是让爹逼着嫁到老朱家，她会去当八路。当上八路，死了就死了，如果死不了，就当大官了。唉，咱没那福分！
结婚时间是在秋天，是张凤英通过农事回忆起来的。她记得，过门的时候还没割稻，过了几天就割了稻，她就上场用连枷打稻了。她说：“我就是个扛活儿的，一去就扛活儿！”“扛活儿的”，是当雇工的意思。
毕竟，她已经十七岁，在娘家也经常下地干活，这时便成了朱家的主要劳力，收种锄割，均挑大梁。朱德发那时还在上小学，每当农忙时节，就向学校请假，回家帮媳妇干活。但小两口配合得并不默契。用他们家的那头毛驴拉犁耕地，朱德发在后面扶犁，张凤英在前面牵驴。一旦犁沟弯了，浅了，小丈夫就嫌小媳妇没牵好驴，小媳妇则怨小丈夫没扶好犁，怄气，吵嘴，闹得很不愉快。
朱德发的二爷爷是位慈祥老人，他不忍心看到侄孙为难，便与他们家“插犋”。“插犋”就是相互合作，牲口在一起用，人在一起干活。二爷爷是位老庄户，精通各种农活，家里人手也多。这样的合作，对他侄孙一家来说是雪中送炭。所以，朱德发参加工作后一直对二爷爷十分感恩，每次回家都给他买好吃的。到了晚年还十分怀念二爷爷，对孩子多次说，可惜老人家已经去世了，不然的话，让他到济南住，我好好孝敬他。
第四章曲师景象
曲阜师范学院，年4月成立于济南，当时叫山东师范专科学校。教育部批复时，建议学校设在济南以外的地方，山东省教育厅便决定把学校建在孔子的家乡——曲阜。但新校不可能马上建起，山东师专第一届新生只能在济南就读。当时，山东师范学院已经在济南东郊建起新校，腾出的部分旧校舍就让给山东师专使用。当年9月举行的开学典礼，在经五路纬七路的山师原生物系校舍进行。年6月1日，山东师范专科学校改名为曲阜师范学院（年改名为曲阜师范大学），暑假中迁往曲阜，迎来了第一届本科新生。
四年之后，又有来自全国的新生到这里报到，其中就包括中文系的朱德发。他从家里出发，步行十八里，到福山县古现公社驻地坐汽车到烟台，接着坐火车到济南，转车到兖州，再坐汽车到曲阜，用两三天时间，在齐鲁大地兜了大半个圈儿。他背着铺盖，从城南的汽车站步行五里，终于来到曲阜师院。当时曲阜县城小，这所大学周围都是庄稼地，往东面观望，可见红墙黄瓦，高脊大殿，那是他一直向往的孔庙。
他去报到，才知道这一级中文系招收了三个班，一百五十多人。拿到宿舍号牌，到宿舍楼二楼的那一间看看，里面有两张架子床，供四个同学居住。有一位同学面黄肌瘦，个子矮小，但待人热情而真诚。经攀谈得知，他叫宋法棠，临沂地区郯城县人。
年4月8日，北京西城区的一条河边花红柳绿。我在河边一家茶坊的包间里，见到已经从中共中央委员、黑龙江省委书记位子上退下来的宋法棠先生，采访了两个小时。他谈了他心目中的朱德发学兄，谈了在曲阜的大学经历。他虽然虚岁八十，但头发乌黑，身体强壮，思维清楚，见我时还带了手写的好几页谈话提纲。他先是按照提纲，谈了他对朱德发的四点认识：
一、学习认真刻苦，对时间分外珍惜；
二、在学术研究上，坚持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
三、执着的敬业精神，积极的人生态度；
四、真诚待人，敞亮做事。
对最后一条，他特别赞赏，说朱德发是个善良的人，待人不伪装，不敷衍，不欺骗，懂宽容，懂体贴。他在校时，从不因为自己是调干生而觉得高人一等，一直与同学们团结友爱，和睦相处。有句话这样说：“积极的人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朱德发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我们的好学兄，好大哥。”宋法棠对我说这话时，点着头，眼里满是敬意。
接着，我与宋法棠先生随意交谈起来，请他讲述当年在曲师的读书生活。他撇开谈话提纲，谈笑风生。
宋先生说，他们这一级学生，是在困难时期入学的，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报到的时候好多同学都是营养不良。学生构成很复杂，有应届高中毕业生考进来的，有从师范保送来的。他是在临沂师范毕业时，与八名同学一起被保送到曲师的。除了这两类，还有少量调干生，是已经参加了工作带工资来上学的，年龄都偏大。朱德发就是一个，年龄比他大六岁。他俩同系，同班，同组，同宿舍，一起度过了四年时光。
他们参加了开学典礼之后，集体参观孔庙、孔府、孔林。那时的曲师校园还没扩建到国道边，出了老南门往东走，走一刻钟就到了孔庙西门。在孔子讲学的杏坛旁边，在大成殿里的孔子像前，这些正准备将自己修炼成人民教师的年轻学子，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有教无类”，“斯文在兹”，牌匾上的这些题字，深深烙印在了他们的脑海中。
参观了“三孔”，接着去农村支援秋收秋种。中文系的三个班被安排曲阜城东二十里的一个公社，一个班住在一个村。宋法棠和朱德发所在的班，住在几间小学教室里，在自办的食堂吃饭。他们在这里干了一个月，帮村里收地瓜、玉米、高粱等等，还将一块块收完庄稼的土地刨松整平，为种麦子做准备。宋法棠说，他和朱德发都出身于农村，干农活是轻车熟路。通过一段时间的劳动，他们进一步了解了农民的疾苦，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从农村回来，便开始上课。中文系上课都到“西联教室”，那是曲师最早的几排平房，至今尚在，树木掩映下的青砖瓦房，素朴静雅。曲阜师范大学校歌的第一句“萃华月，西联灯”，即指当年这里莘莘学子的读书情景。级在此上课时，三个班合堂，在一间大教室；自习则是在小教室，一个班在一起。
宋法棠和朱德发这一级学生，在曲阜度过了艰难的四年时光。我在《曲阜师范大学校史—》（《曲阜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内部出版物）上读到：“年秋师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奔赴田间地头搜集各种野菜，晾干后达4万5千余斤，利用集中劳动时间到南阳湖打捞苲草5万余斤，以备冬季当代用食品，补充口粮的不足。”当时在曲师任教的徐宝庆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记得年元旦政治系的第一届学生（本科生和专科生共60余人）在一个教室里举行元旦晚会，桌上唯一的新年盛餐就是几盆胡萝卜。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张明同志风趣地说，现在我们只能是胡萝卜晚宴，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是烧鸡晚宴。大家听后都乐了，鼓起掌来。那时师生的精神状态很好，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好日子一定会到来。”
宋法棠先生在接受我采访时，没讲去田野收集野菜、去南阳湖打捞苲草，可能是在新生去农村劳动期间，高年级同学干的这事。他说，他在曲师上学，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额是28斤，饭票发到手中，但大家一般都要省下2斤，以备急需。粮食品种，主要是地瓜干。食堂用大锅与蒸笼将地瓜干蒸熟，学生以组为单位用盆子领来，坐在一起吃，另外还会领来一盆少油没肉的汤菜。学校有两个食堂，都是平房，里面排满一个个方桌，学生们到那里吃饭，四人或六人一组。
他讲的一件事情，超出了我的想像：一组一杆秤，用于分地瓜干。秤是自制的，用细木棍做秤杆，上面划出一道道杠儿；用柳条编成小篮子，用作秤盘；秤砣也是就地取材，铁的、石头的都有。这种秤当然不标准，但只是自己用，不用于交易。一组同学领来一盆熟地瓜干，由桌长操秤分配。估计一下每人多少，应把秤砣定在秤杆的第几道杠儿上，取来地瓜干，看见秤杆儿是平的了，就倒进某一位同学的饭碗里。如果一轮没有分完，剩下的就凭肉眼估量，用筷子夹，进行第二轮分配。众目睽睽之下，桌长一定要公正公平，所以，年龄大、威望高的朱德发，便担任了桌长。宋法棠因为担任中文系学生团支部书记，不能再任桌长。我想像朱德发担任桌长，用自制杆秤给同学们分地瓜干的情景，心中五味杂陈。
我在年4月21日《曲阜师大报》电子版上，读到曲师中文系61级学生张福信的回忆文章《难忘曲师殷殷情》，其中载有他年回母校时写的一首诗，开头写道：“携缕缕秋风，揣一往深情/扑进母校的怀抱，复读35年前的迷梦/求学时薄雾蒙蒙，几片瓜干也要上秤称/我们与共和国一起挨饿，又一起学习雷锋……”诗中讲到“几片瓜干也要上秤称”，可见此事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之深。
在我家乡，过去农村青年通过奋斗走出农村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不再吃地瓜，改吃白面馒头。而年离开农村走进曲师的这些年轻学子，竟然吃了整整四年地瓜干。地瓜干，如果做成煎饼比较好吃，煮熟了也还可以，但是蒸熟了吃，是最差劲的一种做法，让人难以下咽。宋法棠先生说，有的同学吃地瓜吃伤了，形成条件反射，一吃就吐。有的人努力吃下，却泛酸严重，胃里火烧火燎。他们偶尔能吃一回杂粮做的窝窝头，但地瓜干始终是主打食品，因为那时候学校得到的供应主要是地瓜干。吃得差而少，加上必不可少的运动，每到周六还要去学校西边的菜地参加劳动，饥饿感如影随形。学校门口倒是有一些卖零食的，是当地一些农民以生变熟，摆出一些菜包子、熟玉米之类赚点小钱，但大多数同学都没有钱，只能远远地看一看，咽几口唾沫。
宋先生说，曲师学生多是从农村来的，大家都苦惯了。他从小就吃不饱，所以个头不高。小学上到四年级，只好辍学，到村办窑场蹬轮子做陶罐陶盆，是老师一次次找他父亲劝说，才让他继续上学的。他初中毕业后没敢上高中，考入能够管吃的临沂师范，到那里还是吃不饱，晚上坐在教室里读书，肚子咕咕叫，脑子里老是想找东西吃。到了曲师，条件虽然还是艰苦，但大家一直保持着乐观情绪。记得几次过元旦，食堂发给每组一盆酒，是高粱秸做的，颜色微红，度数很低。同学们每人端一茶缸，再领一点咸菜，回去守夜。大家在宿舍里喝酒，聊天，唱歌，热热闹闹。快12点时，大家走出宿舍，涌到操场。那里的大喇叭正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等到零点的钟声敲响，操场上群情振奋，一片欢呼。他和朱德发，也兴高采烈加入联欢，享受那个美好时刻。
那时，我们国家方方面面学习苏联，交谊舞也大兴其道。曲师每到周六晚上都有舞会，在学校的会堂里，用留声机放音乐，一些老师和同学去跳。但是女生很少，舞伴难找。宋法棠说，他去看过，但是朱德发同学看都没看过，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他们虽然同住一屋，但是朱德发经常在图书馆看书，在教室里自习，待到很晚才回来。时间不长，他就被选为学习班长，成为班里的“尖子生”。
朱德发先生曾经向人讲过，当时的曲师有一批业务很棒的老师。因为这些老师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运动当中受到或轻或重的冲击，或者因为家庭里的这问题那问题，或者是成分不好或者本身有问题，当时一些名牌大学不要他们，曲师就接收过来。
我多年前就听说曲师当年有几位“怪教授”。有一位陶愚川教授，早年曾在日本和美国留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国立湖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教授，大夏大学教育系主任。陶教授在曲师成立时到了这里，一直单身，不与人交往。谁也没有想到，他在“文革”期间捧出一部9卷万字的专著《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郑重交给校革委会。当时谁也不把这个古怪老头儿的手稿当回事，随手就给丢了。陶先生没有找到，重新再写，年，煌煌三册《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震动了教育史学界，获得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
还有一位庄上峰先生，是我的莒南老乡。他父亲是晚清翰林庄陔兰，民国时期曾任山东参议院议长、国会议员，年受聘担任孔子77代孙孔德成的国学教师，年在孔府去世。庄上峰年生，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同年去青岛大学任教，年参加革命，年至山东省图书馆工作，年调曲阜师范学院从事外语教学，曾参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他太太是他年轻时从妓院赎出来的，二人相濡以沫，白头到老。太太去世后，他每天半夜绕着宿舍楼一圈圈走，鞋底在地上拖动的声音很大，让很多邻居难以入眠。但大家可怜这个孤独老头儿，从没人提意见，一年后，老人溘然长逝。学校整理其遗物，竟然发现一部长篇小说手稿，名为《雷霆时代》，描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青岛山东大学的老同事们的生活——闻一多如何追班里的女学生，以及梁实秋、老舍、游国恩等教授如何如何，稍加揣度全都能对上号。因为太写实了，山东文艺出版社年出版时只好删掉三分之二。
貌似怪人，实则高人，曲师建立初期有那么一批教授。他们的学问，代表着该校师资水准。当然，更多的老师都是正常人，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在困难的时期里，依然坚守岗位，忍受着饥饿将精神食粮馈赠给学生。
朱德发先生曾这样谈到他在曲师的读书经历：
这四年，我是踏踏实实的读了四年书。一个是根据我那时对自己的要求，另外就是随着课程的安排。以前我对外国的东西读的比较少，那个时间，我就大量的读外国的作品，从古希腊一直读到当代。所有的，只要是外国文学课牵扯到的一些名作我都读。
我觉得曲师那个时候的基础教学还是抓得比较好，给文科系开了一些书目……我就按照这个书目，几乎是把所有的书都读完了。所以这四年，我踏踏实实地读了四年的书。我当时读书，读的面比较广，但是感兴趣的有两类。一个是文艺理论这方面的东西，几乎中外的文艺理论能看的我都看了，包括美学的东西。当个学者或评论家理论修养很重要，以后我觉得要搞研究，没有理论不行啊。我在大学里面上课，听老师讲课。有的老师理论水平高，理论思维强就讲的比较好一些。所以看了很多的理论书，脑子里就形成了很多的理论思维范式，这对以后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原来我对哲学不是很感兴趣，我那时就对哲学感兴趣了。我看过康德的书，还有黑格尔的《小逻辑》，我感觉和我看的一般的逻辑、哲学不一样。他两个的哲学思想太深刻了，有些东西我现在还没琢磨透。你说物自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太深刻了！讲辩证法，没有哪个能超过《小逻辑》的。《小逻辑》的那个辩证法，有一些东西太深刻太细微了！这些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武器。所以我现在对理论还有很浓的兴趣。
大学四年我主要就是把精力投入到了读书当中。在读书的过程中就慢慢地强化了我要当学者的这个信念。我觉得当学者，一个是要有自己独立的一套理论思维，再就是要读大量的书。没有基础知识是不行的。另外，还要能把自己很多的独立思考写出来，文笔要好一些。所以这些方面我在大学期间都有一定的准备。（《学术的根本就是追求真理——朱德发教授访谈实录》，朱德发、张丽军，《百家评论》年第4期。）
请注意，朱先生是在曲师学习期间改变了人生方向。他在蓬莱，还期望到大学深造一番，提高文化水平，增强文学修养，将来成为作家。但是在曲师读书，读着读着便明白了：应当按照大学的培养规划安排自己。他也认同了一些教授的观点：大学不是培养作家的，是培养学者的地方。
于是，他刻苦认真学习，如饥似渴汲取知识。在朱德发的档案里，有他在曲师学习四年的成绩纪录。当时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开设的课程，分为考试课和考察课。考试课分为四个等级：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考察课只有两个等级：及格、不及格。朱德发的考试科目，都是优秀或良好；考察课目，除了第二学期的体育课不及格，别的都是及格。
他体育不及格，与埋头读书有关。宋法棠先生说，德发学兄不爱好体育锻炼，偶尔被同学拉去打球，但球技太差，拖累大家，他以后就很少参加了。
宋法棠先生还讲，那时候他们的外语课有英语，有俄语，但学俄语的多，因为当时中苏友好，国家的各个方面都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他们拼命学习，有空就背单词，练会话，没想到年中苏交恶，俄语用不着了。许多年下去，有些同学只记得一个单词“哈拉少（好）”。他年担任黑龙江省省长，经常与俄罗斯人打交道，有些单词能听懂，但对话是不行的。
他还说，曲师四年，不只朱德发，大家都在努力读书，学习风气一直很盛。每天早晨，在西联教室门前，在校园的许多角落，都能看到晨读的同学。那时候，连公开搞对象的都没有。虽然学校有周末舞会，男的女的可以搂在一起“嘣嚓嚓”，但没见有哪一对谈起了恋爱。操场上放电影，同学们抱着板凳去看，一个班坐在一起秩序井然。直到毕业后他才听说，他们那一届中文系同学，三个班里只有两对走到一起，成为夫妻，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谈成的。
朱德发在来曲师之前，就有在此毕业的同事告诉他，那儿是个读书的地方，因为没什么好看的东西，也没什么光景好赏。他到这里看看，果然如此。这是山东第一所设在县里的本科高校，出门就是庄稼地。曲阜城小人少，“三孔”看过几次就不必再去了，所以学生们一心向学，心无旁骛，都把时间用在了读书上。从建校初期开始，学生中就有朱德发这样的“读书种子”，饱读诗书，学富五车。
几十年下去，浓厚的学习氛围弥漫曲园，成为一个传统。世纪之交，这里更是被人叫作了“考研基地”，声名鹊起，因为这里的本科生考取研究生的特别多。据年10月12日《信息时报》报道，该校名届本科毕业生中，人报考了研究生，报考率达76％，其中人被录取，考研率为35．95％。我在年被曲阜师范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年被聘为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对该校的学习风气感受颇深。
宋法棠先生说，在他们上大学的时候，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尊孔崇儒的，学校也十分重视这块精神资源。同学们都以在孔子脚下读书为荣，除了在业余时间去“三孔”参观游览，还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孔子，在课下讨论孔孟之道。《曲阜师范大学校史（—）》的两条记载，佐证了宋法棠的说法：“年1月8日，成立了孔子研究会，发挥我校地理优势，开展儒学研究。”“年5月21日，由本校历史系与中文系联合举办了‘孔子问题讨论会’，着重对孔子的基本立场问题进行了研讨。”
为写这部传记，我曾去北京采访过朱德发先生的两位高足：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王兆胜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清华。他俩请我吃饭时，分析朱老师的精神之源，一致认为，朱老师生在蓬莱，深受齐文化、道家文化熏染。齐文化中有梦想，有不着边际的东西，有追求自由的精神，朱老师思想里有这些，所以他特别心仪“五四”，喜欢鲁迅。但他又在曲阜待了四年，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儒家文化是入世的，是向前冲的，修齐治平，奋斗不止。在朱老师身上，这些方面也体现得很明显。所以，他在曲阜读书时，完成了他的精神奠基。我非常认同他俩的观点。
也许是儒家的隐忍精神、道家的化解能力在朱先生身上起了作用，虽然他在曲师学习时写《我的自传》，谈到自己的婚姻，比喻为“一块千斤石压上了我肩”，但他还是没把这块“千斤石”卸下。每年的寒假、暑假，都要回到蓬莱家中，回归儿子、丈夫、父亲的角色。
朱德发先生的儿子朱志成讲，他十多岁时迷上了二胡，很想拥有一把。等到父亲放假回来，第二天吃早饭时，他鼓足勇气向父亲说了这事。父亲立即说，走，咱们去大柳行买！放下饭碗，牵着儿子就走。这天前夜刚下了大雪，父子俩踏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迎着刺骨的寒风出村而去。路上，爷儿俩都滑倒多次，满身皆白。走完五里路，来到公社商店，爷儿俩跺脚拍衣，掸净身上的雪走进去，直奔乐器柜台。朱先生指着二胡，让售货员拿来，将其拉响，一把一把测试。他试了一会儿，选定一把，掏钱付账，爷儿俩带着二胡回家。从那天开始，朱家就响起了二胡的声音，有父亲示范性的娴熟演奏，有儿子乍学时弄出的吱吱哇哇，让这个年过得别有韵味。
寒假回家，朱德发还要担任另一角色：导演。那时本村每年冬闲都要办剧团，排演一些节目给父老乡亲看。门楼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他的小学同学，对他的才华很是钦佩，一入冬，就经常问朱家姐弟俩：你爸放假了吗？什么时候回来？村里等着他排戏呢！
等到朱德发回来，业余剧团成员们都很兴奋，集合起来听他吩咐。他们觉得自己排练的节目不上档次，属于“小放牛”之类，而朱德发是大学生，懂文艺，请他当导演，节目就会“高级”得多。朱德发不负众望，在学校里早早做了准备。他找好了剧本，研究了角色，回来将演员考察一番，分配给他们角色，按部就班排练起来。
排戏其实很麻烦，要让演员背词，要教会他们演唱。朱先生将一段段唱腔连词带谱，用整张的白纸抄出来贴在墙上，一句句教给演员和乐队。教会之后，对词，对唱，走台，彩排，将整台大戏一步步打造出来。年前年后的一个个冬夜，朱先生都要忙活到很晚才回家。等到正式上演，本村、外村的人们都来观看，台下观众黑压压一大片，朱先生在台侧担任舞台总监督，还手拿剧本给演员“提词”，以防他们忘了词儿哑场。他看着演员们的精彩演出，看着观众们的热烈反应，肯定有一种成就感荡漾在心中。
据朱夫人张凤英回忆，那几年朱老师回家导演的戏，有《小二黑结婚》《李二嫂改嫁》《小借年》《墙头记》《十五贯》等等。《小借年》《墙头记》《十五贯》是传统剧目，《小二黑结婚》《李二嫂改嫁》却是那几年流行的现代戏。《小二黑结婚》，根据赵树理的小说改编；《李二嫂改嫁》，根据王安友的小说改编，都是宣传婚姻自由，倡导“我的婚姻我作主”的。朱先生导演两出戏，是否有意为之，以寄托自己理想，宣泄内心苦闷？
朱先生每次回家过年，还要给乡亲们写对联。他准备好笔墨，将南屋里的一张八仙桌擦拭干净，让儿子帮忙理纸，除夕前几天就开始写。来让他写“门对子”的村邻要排队挨号，朱门内外欢声笑语。他的书法是童子功，上小学时就练，到这时更显老到。他一副一副写，内容或是传统一些的，或是紧跟时代的；或者照抄，或是自编。写好了，晾干了，人们各自带回去，贴到门上反复打量，男女老少喜气洋洋。
初一早上，敬过天地，拜过母亲，吃过饺子，接下来是去拜年。朱先生的小学同学，这几年已经有多位走出门楼村，在各地工作。其中周洪章、周志美、朱仕运三人，都是与朱德发关系特好的发小，此时都成为国家公职人员，有的当干部，有的当校长，此时都已回家，相约一起拜年。他们先在朱德发家集合，喝上两盅酒再出门，一家一家地拜。因为这四个人是门楼村的“人尖子”，受到大家普遍尊敬。尤其是朱德发，将妹妹送进大学之后，自己又去上大学，在全村、全公社乃至全县，早已到处传颂。他们到了哪一家，都会受到热情招待，端出肴拿出酒，让他们一定要喝上一盅。于是，四个人从村西头拜到村东头，从早上拜到下午，这成为门楼村过年一景。其中的周志美，结婚时曾闹出笑话：媳妇回门，他陪着去，按风俗要由人带领，拜遍岳父的整个家族，一家一户，磕头作揖。他对这种旧俗反感，后来也拜累了，途中遇见一个驴栏，抬手一指：这里要不要进去拜拜？新姑爷说这话，成为段子传遍十里八村。但他与几个同学一起拜年，却拜得起劲，拜得高兴，直到拜遍全村，大醉而归。
蓬莱乡间有这样的说法：“耍正月，闹二月，哩哩啦啦到三月”，意思是春节后一直要玩到三月春耕大忙。人民公社时期，不可能玩那么久了，但元宵节之前一般还是要玩的。于是，秧歌扭起来，剧团演起来，朱德发又与大伙快乐相处。直到学校要开学了，他才告别家人，回到曲园，精神抖擞地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第九章英雄情结
毅然离家，遁入深山，寻访高道，拜师学艺，数年后武艺在身，辞师出山，成为江湖侠客。从此浪迹天涯，四海为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像李白诗中写的那样，“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像《三侠五义》中的白玉堂那样，文武双全，豪迈仗义，嫉恶如仇，除暴安良，成为深受人们敬仰的旷世英雄……
这是少年朱德发的梦想。
这不是我的杜撰，是朱先生十几岁时的真实心理经历，他曾多次向人讲过。那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他手捧武侠小说，经常沉浸于这样的幻想之中。尤其是日军入侵，烧杀掳掠，他更想成为一名英雄，用超强武功去消灭鬼子，保家卫国。那时他家有好多这类的小说，有一些他父亲留下的。他父亲朱鸿文生前在大连做工，工余时间练武，并且担任一家武馆的教练，回家时带来一些武侠小说看，去世后就成为儿子的读物。农村中有一些人有文化，也存有这类的书，小朱德发也去借来阅读。看《三侠五义》时，看到他最崇拜的白玉堂死了，他十分难过，有两夜没有睡好觉，老是想，这么一个武艺高强的人怎么能死了呢。他一本一本读得入迷，经常通宵达旦，让母亲心疼，在他面前唠唠叨叨。为了不让母亲发现，他就在夜间将被子挂在窗户上，挡住灯光。然而，读书再怎么过瘾，幻想再怎么壮丽，等到第二天日头出来，母亲喊他起床吃饭，他不得不回到现实之中，想起自己对于这个家的重要意义，只好将满脑子的幻想暂时丢掉。
他小学毕业，没法升学，只好继续在门楼完小读“小学后”，一边当着小先生一边读书，时间长达两年。这一时期，他读的书就杂了，据朱先生讲，有武侠小说，有言情小说，还有一些别的。有意思的是，当时有一位姓齐的老师在门楼完小教学，向学生讲过，他年轻时曾经到崂山出家，想学武艺，在那里待过两年。听到齐老师讲的这些，朱德发更对剑客生活充满向往，读武侠小说更加起劲。里面的人物和故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不只是自己回味，还忍不住讲给别人听。讲得多了，他在门楼村出了名，一些老年人都愿意听他讲。那些同龄少年，更是有空就招呼他，让他讲上一段。这个时候，他眉飞色舞，辅以手势，简直就是一位说书艺人了。
若干年后，他已步入老年，得知山师大青年教师陈夫龙博士致力于研究中国侠文化和武侠文学，很感兴趣，经常与他探讨。在陈夫龙完成学术专著《千古侠魂的现代回声》时，他欣然作序，赞其是“一部有创意有深度的史论结合的力作”。在序言中，先生坦陈自己与武侠小说的不解之缘：“笔者在小学阶段曾避开老师、家长的督视，偷读过《七侠五义》、《小五义》、《小八义》等武侠小说，直到古稀之年仍然喜欢观赏武侠电影、电视和戏剧，特别是浏览新旧武侠小说的兴趣并未消减，对于那些研究武侠文学的史论著作也不时地翻检。”
朱先生少年时的这段思想经历，也与他家乡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土壤有关。胶东半岛，三面临海，呈开放状态。大洋茫茫，横无际涯；海市蜃楼，偶尔出现，一直激发着半岛民众的想像力与创造力，有梦想、敢追求，是他们的一大特点。蓬莱是八仙过海传说的诞生地，八仙征服大自然的神力，降魔除怪的正气，济世救人的胸怀，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半岛儿女。这儿离中原甚远，受儒家文化浸染少，不是重农轻商，而是农工商并举，开放性、功利性很强。春秋时齐国一度称霸，与半岛的文化土壤很有关系。南宋时期，陕西人王重阳在终南山修行，得道后一路东行，走到半岛才扎下根来，先后收下七位弟子，让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全真道在此诞生，从此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格局。王重阳曾在年到过朱德发的家乡，先在离此不远的福山成立三光会，又到蓬莱组织玉华会，这都是全真道的下属组织。王重阳羽化后，“全真七子”在全国传道，分别建立门派，其中丘处机的龙门派最有影响，连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仰慕已久，派使者请他去见面。丘处机带十八个弟子从栖霞出发，经雪山大漠走了三年，终于在大雪山（现在叫兴都库什山）见到了他。成吉思汗与他一见面就口称“丘神仙”，讨要“长生之药”，丘处机却说，他没有“长生之药”，只有“卫生之方”，建议他敬天爱民、减少屠杀、清心寡欲。杀人如麻的成吉思汗还真听进去了，认为“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以后果然减少了杀戮。丘处机“一言止杀”，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与神仙，上千年来被供奉在无数道观之中，香火不断。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率军转战万里海疆，扫平多年登陆肆虐的倭寇，护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又抗击蒙古部族内犯，保证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他在蓬莱训练水军用过的水城，至今保存完整，每天有无数游客来此。人们念诵戚继光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感受这位英雄的伟大情怀，崇拜之心油然而生。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人类的精神特质，注定了其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长大做英雄，是男性在成长期的普遍愿望。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正处于身份认同敏感期，他们往往崇拜一些力量强大甚至有超自然能力的人，有正义感、责任感、能弘扬人间正气的人，并且希望将这些偶像内化到自己的性格当中。这样一种英雄情结，许多男孩都会有。
朱德发，则是英雄情结格外严重的一个。
他没有参军打仗，是他少年时的一个遗憾。但他一直有个将军梦。山师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作协第六届主席团副主席李掖平教授讲，有一年，级本科生同学在大明湖畔聚会赏月，请几位老师参加。看到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在播军委主席给将军授衔，朱老师借着酒兴说：我要是当兵，绝对能当上将军！大家听了这话纷纷点头。在做学问之余，他十分关心世界局势，关心军事动向。他和老同事宋遂良先生都是军事发烧友，闲暇时经常谈论天下大势。济南大学教授唐欣是他带的博士后，丈夫曾在济南军区机关任职，夫妇俩每当去拜访朱老师，老师与唐欣谈完学术之后，就与她丈夫谈起军事，洋洋洒洒，而且都谈到了点子上。青岛出版社副总编刘蕾是朱老师的博士生，当年读书时谈恋爱，老师听说了不高兴，嫌她分心。但是刘蕾的男朋友小胡是山大历史系的，研究中美关系，过来看她并一起去见朱老师时，朱老师就与他聊起了国际形势。后来二人只要一见面就聊得很嗨，一口气能聊上一两个小时。
朱先生没有当兵，却将这份英雄情结转化为一份超强的事业心，干什么都干出名堂，出类拔萃。他在蓬莱工作时，在海上见到鲸鱼，树立了这样一种人生理念：无论身处哪个领域，都要成为该领域的巨大存在，不能被人忽视的存在，被同类佩服和尊敬的存在，这，也是英雄！
他的弟子宋书强回忆说，朱老师有一回借李清照的诗句向他讲人生抱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讲得慷慨激昂，让他热血沸腾。
几十年来，伴随着这份英雄情结，先生果然实现了“作人杰”的理想。
他低位逆袭。他出身农家，没有家学渊源，早早辍学，连中学都没上过；他来自社会下层，所有能助人成功的因素他都没有，然而他兢兢业业，发奋图强，很快凭借优异的教学成绩和工作能力，在教师队伍中脱颖而出，年纪轻轻就担任校长。他在曲阜师范学院刻苦努力，成为众多学子中的尖子生，因而在毕业时，省教育厅让曲师选一人去山师任教，他就被选中。几十年过去，有人说这事堪称“空前绝后”。“空前”，是因为之前没有曲师的本科毕业生到山师任教；是否‘绝后’不敢讲，但至今没听说过有人步朱先生后尘。这让人想起了一句老话：英雄不问出处。
他后来居上。朱先生30岁时才大学毕业，比他的同龄人差不多晚了6年。进入山师，跻身大学教师行列，那里高手如林，人人都有绝活儿，他一开始只能叨陪末座，谨小慎微。然而，他像小时候在书上看到的大侠一样，潜心修炼，积蓄功力，十几年后赫然亮剑，在五四研究领域大显身手。别人50岁已经是教授了，但他50岁时只是一位讲师。他凭借在教学与科研上的丰硕成果，竟然在十年后成为山师大中文系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继而被山师大聘为第一位资深教授。
他自立门户。英雄侠客，多出名门，或继承衣钵，或被授秘笈，从而有恃无恐，打遍天下。然而朱先生却没有师承，他没有硕士生学历，没有博士生学历，因而没有学业导师。在学术之路上，有些学者的成功可能源自某种文化的“底子”，或是有名师指点。尤其是学业导师的作用极大，或引领，或推动，或向“贵人”举荐，而朱先生没有这些。他非但没有导师，也没给别的老师当过助教，没给任何专家做过科研助手，更没有哪位前辈专门指导过他。但他刻苦自学，无师自通，修炼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开拓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新局面。他的著作与论文之多，让一般学者很难望其项背，有的青年学者甚至惊叹，朱先生建立了一个“文学史史学王国”。
他善于征战。他担任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之后，像带兵打仗那样，做战略规划，搞战术研究，招兵买马，足智多谋，俨然一位将军。“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就是他的理念与姿态。三十年间，他披坚执锐，一马当先，率领这支学术队伍攻克了一个个学术高地，赢得了无数骄人战绩。他具体怎样为学科建功，我将在第十一章详细讲述。
他在学术活动上，也尽显大将风范：高屋建瓴，胸有千壑，指挥倜傥，挥洒自如。当然，他有时也显露出“霸气”，有“舍我其谁”的派头，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往往占用大量时间。譬如主持人规定，发言不超过十分钟，他不以为然，“没有半个小时怎么发言？”他在这个时候大概觉得，大鲸鱼出行，小鱼小虾必须避让，于是我行我素，必须把自己要讲的话讲完才罢休，让主持人尴尬，让一些人苦笑。
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学生眼中，朱老师颇具大侠风度。听过他课的博士生、曲师大青年教师刘聪，当年在曲师读本科时旁观过研究生论文答辩，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么形容被请去作答辩主席的朱先生：“一俟答辩人陈述完论文，其他评委们发表完意见，朱先生就开始做总结性评议。他的评议特点鲜明，总是大刀阔斧纵横捭阖，再配上他气韵铿锵的语声，整个房间里龙吟虎啸，端的是一等一的名门正派功夫，堪比武侠江湖上盛誉的降龙十八掌。”年夏天，刘聪自己要参加硕士生毕业答辩了。“终于轮到我答辩了，照例是一番陈述，然后静听评委点评。果然，论文中糊涂偷懒的地方，在朱先生的掌下一一中招，只不过，中招也没觉得仓皇不堪，倒是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痛快，近似打通了任督二脉，气爽神清。”她还说：“自认识朱先生以来，对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学术的深情与专情，我总感觉先生是为学术而生的，学术遍及他人生的角角落落，在学术江湖上，他是内修外练人剑合一的学术大家。”
“内修外练”，此言极是。凡成为大家者，无一不在内修外练上下功夫。尤其是内炼精气神，最为重要。用朱德发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提高人格素质。
文化艺术出版社年出版的《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有朱德发先生的一段言论：
我以为研究主体至少应具备这样一些现代知识者的人格素质：一是提高理性自觉，抓住时代机遇。日益开放、宽松、民主、和谐、富裕、昌盛的社会大环境，各国文化交流日趋信息化、高速化、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以及主流意识形态日益敞开的广纳博取的宽容胸怀，都为学者人格的塑造、“现代学术精神”的建构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正由于一批具有理性自觉精神的学者抓住了这个良好机遇，才为“现代文学”的真正“学术化研究”开创了新格局与新景观。二是坚持科学的治学态度，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探讨和认识现代中国文学的本来面貌和内在规律，使自己的学术思维保持永久的活力，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既能超越前人也能超越自己；特别要敢于“破门而出”，冲决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传统界限或断代，真正按照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内在机制和基本规律重新规划“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范畴，以体现出当代学者勇于探索的锐气和科学求是的精神。三是一个“真学者”不只是把致力于学术研究当成其生存方式或价值根基，具有一种自觉的以身殉业的奉献精神，而且应树立为学术而学术、为学问而治学的坚定信念，见到发财之道不动心，听到官场升迁不走神，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学术桥，只要能施展我的才能实现我的选择就感到其乐无穷、无限欣慰；只要能通过“现代文学”研究来破译历史和道法的权力结构，化解文本语言结构方式以维护全面的人性、人类完整的感性，从而释放审美主体的生命活力以争取精神完善和自我超越，于论文或著述中发出的是历史的真言和个人的真声，那就心满意足了。四是“学术本位”的执著追求从骨子里决定了“真学者”研究中的特立独行、耿直率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人格，既不怕受冷落也不怕遭围攻，为了探求学术真理、繁荣学术研究，哪怕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因而在“真学者”眼里学术无禁区，学术无国界，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在布满了陷阱的“现代文学”领域也敢于大胆驰骋任意开掘，不戴任何有色眼镜或褊狭眼光去“重新解读”、“重新评估”和“重新把握”，不管什么所谓“经典”、“大师”，也不管什么所谓“糟粕”、“谬种”，都要以“真学者”的心灵去感受去体悟去认识，从而作出与“历史”结论或“权威”话语相通或悖反的结论。五是与这种学术品格相一致的乃是学者们的日常生活追求，足现其可贵的精神境界，即不论在顺境里或逆境中都能经受住考验，且把逆境视为人难以回避的本体性存在，心不慌眼不跳，安然无恙地承受着，表现出一种正常的生活心态和乐观进取的情调。
先生提出的这五点，是他对中华学人优秀道统的归纳与总结，是他从教从研几十年来不懈追求的崇高境界。特别是做“真学者”这一条，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在他的心目中，“真学者”就等同于学术界的英雄。“特立独行、耿直率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既不怕受冷落也不怕遭围攻，为了探求学术真理、繁荣学术研究，哪怕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些话，可谓英雄豪言，掷地有声！
朱德发先生，经过内修外练，让自己成了一位真学者，一位学术英雄。
对这位学术英雄的出现，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魏建先生曾撰文阐释：“‘朱德发现象’首先是‘拨乱反正’时代特有的人才现象。这是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岁月过后，许多被压抑的杰出人才‘不拘一格’重新降临到中华大地上。‘真理标准讨论’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人才解放运动。因此，包括朱德发先生在内的一代英才脱颖而出，正是时势造英雄的写照。对此，人们只看到‘英雄’被‘时势’造就的一面，却忽视了为什么同样的‘时势’只造就了极少数的‘英雄’呢？若是能认识到‘英雄’脱颖而出的主观能动性，‘英雄’就不再是被人嫉妒的‘幸运儿’，而是被人敬仰的‘弄潮儿’。”
令人惊叹的是，这位“弄潮儿”，在学术界不是短暂的存在，不是像某些人那样只领风骚三五年，而是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站在学术前沿，这是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创造的奇迹。
秘密何在？
第一，他始终